微信只不過是交易雙方做出意思表示和接受意思表示的平臺或者技術載體而已,并沒有改變賣家和買家之間的合同關系、契約關系。賣家以盈利為目的,當然應該履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經營者義務。買家也應該享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的消費者權利。把微信購物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版圖中割裂出去,有悖法理與邏輯

　　法制日報記者　趙麗

　　法制日報實習生　郭子菡

　　“有一朋友做微店經營者,干了一個多月就不干了,掙了38萬元,現閑賦在家。我問他是怎么賺的錢,他說是賣假貨,腿讓人打斷了,保險公司賠的……”

　　作為消費者,我們曾以為這只是個段子而已,但如今卻被現實扇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這可能是真的,因為賣假貨,不知道誰來管。

　　甘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信息分析報告》稱,微信購物屬于個人私下交易,不同于一般的網購,不受新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報告建議公眾不要微信購物。國家工商總局對“微店”等依靠社交工具營利的經營行為還沒有明文規定。報告建議,通過此類方式購物發生糾紛,消費者可通過司法途徑處理。

　　一石激起千層浪。

　　面對甘肅工商局的說法,很多熱衷微信購物的人心有余悸,擔心通過微信購買的商品是否得不到保證、權益受到侵犯時是否投訴無門。

　　更多的人擔心,受此說法影響,微信購物是否會淪為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之地?

　　“法無禁止即可為”

　　微信購物不受新消法保護,并非甘肅工商局的一家之言:今年4月,福建省消委會曾表示,目前微信購物仍屬于個人私下交易,不受新消法保護；一些地方曾出現過市場監管部門、消協組織以新消法不調整為由,拒絕介入微信購物糾紛的例子。

　　然而,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修訂參與人、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認為,“這樣的說法值得商榷”。同時,受訪的多位業內人士也表達了相似觀點。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爭論?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厘清微信購物中的法律關系。

　　在微信購物中,參與者無非以下幾個:消費者、商家、微信客戶端。其中的商家也就是經營“微店”的個人或者組織。

　　就商家來說,主要分為兩類——第一種是有實體店鋪并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提交工商營業執照等相關材料,經微信平臺開辦方騰訊公司認證的微信公眾號和訂閱號的商家；另一種則是無實體店、無營業執照、無信用擔保、無第三方交易平臺的微信小店。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向記者分析了微信購物的流程:

　　第一步,消費者與經營者簽訂買賣合同,合同成立,經營者將商品送至消費者處,同時消費者將相應價款支付給微信平臺。第二步,消費者確認收貨,微信平臺將貨款劃至經營者賬戶。

　　“其經營模式類似于淘寶等購物網站的交易模式,都存在一個第三方支付平臺,這個支付平臺(微信)的作用類似支付寶,其本質沒有差別,都起到保障交易的目的。”常莎說。

　　既然本沒有差別,為何會有“私下交易”之說。參與相關立法起草工作的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向記者介紹說,實務界和理論界都存在爭議。因為通常所說的網絡交易,是通過淘寶、京東等第三方電子商務平臺或者自建網站方式進行的,交易的媒介是電子商務平臺。微信購物的媒介卻是微信這種社交平臺,社交平臺本身無法像電子商務平臺那樣有專門的交易規則、制度和體系保障交易安全,也沒有相關的搜索、庫存、商家信息介紹等技術功能和措施來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等權利。因此,一些人認為通過微信等社交平臺的交易不屬于消費行為,但這種絕對的“屬于”或者“不屬于”的認定是片面的,應當根據交易的具體情況來研究和認定。

　　“什么叫私下?私下并不當然違法。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是市場經濟法治的靈魂。”劉俊海認為,不應妖魔化“私下”,“否則,私下散步、私下抽煙都涉嫌違法了。實際上,公眾的大部分消費活動都是私下進行的。很少有理性的消費者帶著媒體全程報道、帶著公證處的公證員全程公證自己的消費活動。希望監管部門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不斷拓展監管視線,盡量不制造不嚴謹的法律概念。不能僅僅因為消費者的購物活動具有私密性,就認為此類購物活動不歸消法調整,不屬于市場行為”。

　　劉俊海認為,應該把思想統一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軌道上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提到的網絡既包括微博也包括微信,還包括專業的交易平臺。“網絡、互聯網是一個廣義的概念,當然囊括微信平臺”。

　　微信交易不是法外之地

　　在微信購物過程中,銷售一方區別于以往購物模式中的經營者,而這也成為微信購物是否應受新消法保護的爭議緣由。根據新消法第三條規定,經營者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應當遵守本法。但對于經營者概念的界定,法律條文中并未給出明確解釋。

　　有人認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對象是經營主體,但在微信上賣東西的大多沒有實體店鋪,嚴格意義上講并不在法律規范的范圍之內。

　　對此,劉俊海直言這是錯誤的觀點,“取得工商營業執照商家的叫經營者,不領取營業執照但實際上開展商事活動的主體實際上也叫經營者,也是商事主體,只不過此類商家由于無照經營而應受到行政處罰,但改變不了其作為商事主體的法律地位”。

　　持相同看法的常莎說,從經營者角度看,“微店”經營者進行產品銷售,其目的與傳統經營者相同,皆是“盈利”,這種本質目的上的存在并不會因為其采取的特殊經營形式、渠道、方法所改變,“通過正規渠道獲得執照只是一種確認和規范,是提高信譽的保障手段,并不會對其責任承擔產生影響”。

　　在劉俊海看來,各種買賣關系都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如果說有例外情形的話,只能說純粹的民事主體和民事主體之間的買賣關系”。

　　“我認為,除了個人出售閑置物品、二手商品,或者其他不以盈利為目的銷售行為,都應當受到新消法的調整。”張韜說,微信交易不是法外之地,在微信朋友圈發布產品和服務的推介信息,雖然受眾人數有限,但不影響其商業性質,也自然不影響其消費交易的屬性。

　　對此,劉俊海的觀點是,“互聯網再大,大不過法網”。他認為,“微信只不過是交易雙方做出意思表示和接受意思表示的平臺或者技術載體而已,并沒有改變賣家和買家之間的合同關系、契約關系。賣家以盈利為目的,當然應該履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經營者義務。買家也應該享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賦予的消費者權利”。

　　“把微信購物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版圖中割裂出去,有悖法理與邏輯。”劉俊海說。

　　在消法制定之時,微信購物尚未如此風靡。正因如此,常莎認為,“立法者顯然不可能全面考慮到‘微店’經營者這種形式的出現,但這并不代表現有的消法就將‘微店’經營者排除在消法規范之外。就消法的立法目的而言,如果將消費者排除在保護范圍之外,就屬于對消法適用范圍的縮小解釋。”

　　對此,張韜表示了認同。他認為,省級工商部門無權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縮小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