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11月16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正在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千余人的會場上洋溢著熱烈的氣氛。當19名特等英雄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登上主席臺領獎時，一張由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簽署的“新秧歌運動的旗幟”的獎狀，頒發給一位中年農民。他，就是有名的南倉社火領頭人劉志仁。

　　一個普通的農民，能夠享受到這樣高的榮譽，是與他為新秧歌運動所做的貢獻分不開的。對此，周揚在這次大會的總結報告中作了充分評價：“劉志仁從1937年鬧新秧歌直到現在，他是第一個把秧歌與革命結合起來的人；他在藝術上是有創造性的，他把秧歌與跑故事結合成為秧歌劇，他的創作態度，處處以適合群眾要求，群眾樂于接受為標準。他的社火內部是民主的，對外關系是團結的。”在劉志仁的家鄉，也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

　　南倉社火耍的紅，

　　區里縣里真有名。

　　里頭有個劉志仁，

　　離了劉志仁，

　　新故事就耍不成。

　　劉志仁于1910年正月生于寧縣南倉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少年時上過4年私塾和3個月國語學校。這里是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后地區，農民中絕大多數是文盲，沒有閱讀能力，唯有戲劇與社火能夠廣泛直接的為他們所接受。因而，農閑時節排演社火便成了當地農村的主要文娛活動。特別是春節過后，各村都演社火，十分熱鬧。劉志仁從小受到熏陶，一有演出，總要跑去觀看。后來又直接扮演角色，學會了不少民間曲調，掌握了許多表演技巧。

　　早在1931年春季，劉志丹、謝子長率領的紅軍游擊隊就在寧縣東區一帶開展活動，宣傳革命道理，使劉志仁對紅軍和革命有了初步認識。1936年春節前，國民黨的一股部隊在南倉附近催糧要草，遭到紅軍游擊隊的打擊。戰斗中，一名紅軍戰士受傷。在敵人追兵逼近的緊急關頭，碰上了正在排練社火的劉志仁、宋應歧，張彥同等人。他們趕緊把這位戰士轉移到一個隱蔽的山洞里，躲過了敵人的搜查。為了不走漏風聲，劉志仁把所有知情者召集到一起，相約不準告密。在他們的精心護理下，這位戰士安全的養好了傷，返回部隊。通過這件事，使南倉社火隊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成了一個團結的集體。不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寧縣國共兩黨進行紅、白區域劃界時，南倉群眾在劉志仁的宣傳鼓動下，一致要求將南倉劃入紅區，得到了政府的批準。從此，南倉村成了新寧縣的一個行政村，劉志仁被群眾選為首任村長。

　　邊區的新生活給劉志仁的社火創作增添了新鮮的內容，但他認為舊的形式不能滿足表現新的內容需要，應該突破它的約束，用新的形式來代替。當時普遍流行的社火形式，是秧歌和跑故事。但所謂的秧歌，是由表演者按一定的鑼鼓節拍扭舞步，只不過是由一個人逢場作戲的編幾句祝福吉慶的順口溜，博觀眾一笑。跑故事則是扮成舊戲里的一個場面，在地上或騎在馬上表演，但都不唱，只能增添些熱鬧氣氛，沒有實際教育意義。劉志仁在舊形式的基礎上作了大膽創新，他把秧歌（唱的）與故事（舞的）結合起來，形成秧歌劇。表演時又說又唱，載歌載舞，生動活潑，富于表現力，又有故事情節，短小精悍，很受農民歡迎。

　　在內容上，劉志仁采取利用、改造、逐漸以新代舊的方法，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曲調如“珍珠倒卷簾”、“張生戲鶯鶯”、“繡荷包”、“騎白馬掛洋槍”等現成曲調，填寫新的歌詞，表現新的社會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1937年，劉志仁編排的《張九才造反》演出后，群眾當場給他披紅戴花。劇中所表現的情節都是當地群眾親歷過的事實，劇中人物大都是當地的軍閥、土匪、貪官、污吏。群眾對這些人的痛恨之情都在劇中唱出來了，因而很受歡迎。此后的幾年中，新秧歌的數量逐年增加，內容也更加豐富多彩，除反映群眾生活外，還配合宣傳邊區政府的各項政策和號召。1939年演出的有《新開荒》、《新小放牛》、《九一八》、《蘆溝橋》。1940年演出的有《新階段》，《自衛軍受訓》，《救國公糧》、《新十繡》。1941年演出的有《反對摩擦》、《保衛邊區》。《繳公務》、《新三恨》、《邊區好政府》、《十二月忙》、《改造二流子》等。1945年演出《減租》時，還動員了本村一個地主扮演劇中的地主角色，佃戶也由真正的佃戶扮演，表現的又是當地的真情實事，更受群眾歡迎。認為“只要看了南倉的新秧歌，年就過美啦。”紛紛“下貼子”，請他們去演出。解放后，他又創作了反映抗美援朝、互助合作等內容的秧歌劇，其思想性，藝術性又有了新的提高。在所有這些秧歌的創作、演出過程中，劉志仁堅持歌詞通俗流暢、以群眾樂于接受為原則。劇中出現的人名、地名都是群眾所熟悉的，聽起來非常親切，無不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盡管劇情都十分簡單，卻演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給人煥然一新的印象。

　　劉志仁在不斷提高秧歌劇思想、藝術水平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對演員的教育，使南倉社火隊由過去一個純粹的娛樂班子轉變成一個團結、民主、革命的團體。過去演社火，每家都要來人參加，否則就要罰出燈油。并且演的時間過長，就會影響生產，群眾很不滿意。劉志仁聽取大家的意見，取消了罰油陋規，代之以請假制度，這樣就使耍社火成了大家自愿的業余文化娛樂活動。過去各村匯演社火時，互相爭強斗勝，演出的節目一家壓一家。如一家演“呂布戲貂蟬”，另一家就演“三英戰呂布”，常常引起斗毆，甚至發生傷亡事故。1941年新寧縣舉行社火競賽，對南倉的社火評價最高，另一村心中不服，便準備找岔子打架。劉志仁察覺后，主動帶隊退出場子，演起新秧歌。結果吸引了全部觀眾，大家一致稱贊“南倉社火耍的好，舊社火說什么也比不上。”他還經常帶隊去國統區演出，使那里的群眾對邊區有了認識，并且送自己的子弟到南倉上學。參加鬧社火的人也都很團結，平時在一起排練演出，農忙季節又在一起互助生產。他們還先后開墾荒地40多畝，用其收入解決演出費用。經過幾年的努力，劉志仁領導的社火隊由十幾人發展到60多人，全村50多戶的青壯年及兒童幾乎全部參加。有益的娛樂活動吸引了他們，消除了村里的抽煙、酗酒、賭博，迷信、打架等不良現象，激發了群眾熱愛邊區、熱愛生產的感情。南倉村也一直是執行政策，開展生產、衛生、擁軍優屬等活動的模范村。

　　1942年，劉志仁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的創作熱情和革命干勁更加高漲，自覺地用自己的才能為邊區的建設服務，凡是他為之歌唱的事情，自己首先熱心參加。

　　劉志仁為邊區新秧歌運動所作出的貢獻，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重視。1944年10月，他出席了陜甘寧邊區的文教大會，與馬健翎、楊醉鄉一起獲得特等藝術獎，被譽為“新秧歌運動的旗幟”，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毛澤東主席還給他贈送了一條毛毯 ，作為鼓勵。《解放日報》大篇幅地介紹了劉志仁的成績和經驗；周揚在講話中稱“劉志仁和他的南倉社火，堪稱新秧歌運動的先驅和模范”。認為“這種新的劉志仁式的秧歌值得提倡。”對此，劉志仁并沒有陶醉，而是希望能在延安“多學一些本領帶回去，把全新寧縣的社火都轉變成新的”。會議期間，他與其他藝術家一起交流經驗，切磋技藝；與魯藝戲劇音樂系的師生一起進行創作，研究劇本，排練演出，受到延安各界的好評。返回家鄉后，他的創作更加豐富。周揚、陸定一等同志十分關心他的創作，多次寫信給他，了解他的創作情況，寄送年畫和魯藝工作團編的秧歌劇本，征求他的意見，鼓勵他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并在延安聯系了最好的醫生，讓他送老婆來治病，給予了深切的關懷和溫暖。1945年1月在延安召開的邊區群英大會上，他再次被選為英雄，受到獎勵。

　　全國解放后，劉志仁長期擔任鄉、村基層干部，多次當選為縣、省黨代表和人民代表。勞動之余，劉志仁繼續編寫歌謠，歌頌黨的領導和幸福生活。十年動亂中，劉志仁被加上種種罪名，慘遭迫害，于1970年11月20日含冤去世，使這位深受老區人民愛戴的群眾藝術家過早地離開了人世。1978年，劉志仁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如今，他的名字和做他所創作的秧歌仍在民間廣泛流傳。（馬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