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特點

?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成功創建，是劉志丹等一批共產黨人長期艱苦奮斗，不斷總結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果。形成了獨具陜甘邊實際的革命根據地創建模式，是陜甘邊領導人堅持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線，把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與陜甘邊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具體實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產物。

研究陜甘邊創建過程中的地域特點，必然要考慮當時當地的客觀實際，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和基本要求。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創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斗爭的實踐過程中形成了極具本地特點的陜甘邊革命路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張亞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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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靈活運用各種辦法，團結各界人士，積蓄革命力量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的根本戰略思想。也是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堅持的一條重要方針。在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過程中，這種統戰思想得到了具體的實踐和運用。1929年秋，劉志丹主持陜北特委工作，他多次強調說：“槍桿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這就是我們靈活運用各種辦法，關鍵是團結民眾，再就是團結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軍政官員、紳士、老先生，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做工作，爭取他們，團結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站穩腳。”“當時在敵占區開展工作十分困難，我們就用單線聯系的方法，以嚴密黨的組織，主要任務是調查敵情，培養骨干。……隨之大力選拔了一批貧雇農積極分子，作為開展活動的基本力量，還團結了除反動的地主分子以外的開明人士。對地方上的老知識分子也進行爭取和團結，從而擴大了黨的影響。”

土地革命時期的劉志丹（畫）

在建立革命武裝的過程中，劉志丹、謝子長等清楚地認識到搞革命武裝，依靠在舊軍隊里的合法地位招兵買馬是不行的，還是要走井岡山道路。當劉志丹得知，在陜甘邊界的子午嶺和陜西黃龍山區，有很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不堪忍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時，他認為，這些綠林武裝與地主階級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這種構想在開始時是作為補充兵運工作的，隨著兵運工作的屢屢受挫，這種方式終于成為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創造陜甘紅軍的主要方式。1931年9月，劉志丹到南梁地區，將分散活動在合水、慶陽山區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三支武裝集合起來，在合水太白的倒水灣進行整編，重建起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

合水永定川倒水灣改編舊址

全隊300余人，分為三個大隊，劉志丹任總指揮。南梁游擊隊建立后，劉志丹逐漸意識到：游擊隊雖然建立起來了，但部隊給養無法解決，加之群眾對我們隊伍性質不了解，要爭取群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劉志丹決定先爭取國民黨西北軍的番號和給養，使游擊隊渡過難關，并利用公開身份，擴充部隊，伺機打擊敵人。1931年10月下旬，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與轉戰到達的陜北游擊支隊在華池縣林錦廟(今林鎮)一帶會師。會師后，革命武裝發展到千余人。因接近寒冬，部隊缺吃少穿，又缺彈藥，沒有安身之所，隨時都有失敗、覆沒的危險。為了解決眼前的困難，劉志丹靈活運用統戰策略，決定暫時利用隴東軍閥陳珪璋，經多次談判，陳珪璋再次任命劉志丹為第十一旅旅長，把慶陽新堡一帶劃為十一旅防區，并撥給了棉衣、槍支彈藥，解決了部隊的燃眉之急。劉志丹對曹力如、王子宜說：“目前的形勢，外邊是白色恐怖，你這里一樹旗幟，馬上所有的反動派都會來打你，敵強我弱，老百姓要吃虧。現在我們應該努力積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種。”陜甘邊根據地黨和紅軍領導人能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區別對待民團、土匪，將可以爭取的力量爭取到自己一邊，積蓄了革命力量，壯大了革命隊伍。

（二）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爭取民心、依靠農民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他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在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習仲勛、張策等領導人采取挨門挨戶、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方法，發動農民、組織群眾，解決農民的生活困難。每到一個地方，領導群眾進行分糧、分地、分牛羊的“三分”與抗糧、抗款、抗捐、抗債、抗稅的“五抗”斗爭，這些有組織有目標的斗爭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過去，他們一愁無地，弄不上飯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剝削和壓榨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二愁土匪橫行，拉票子搶劫，……紅軍和游擊隊消滅了土匪，使他們能過上安寧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們生活有了保障，貧苦大眾真是高興得了不得。”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蘇區廣泛建立了群眾團體，“農民聯合會、赤衛隊、貧民團、雇農會等組織在以南梁為中心的幾條川里相繼成立。”所以，劉志丹說，“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三）堅持黨性原則，自覺抵制“左”傾錯誤，保持共產黨人的優良政治本色

中國革命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土地革命時期，黨內的“左”傾錯誤使得陜甘邊革命的發展一度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

紅二十六軍1932年12月在陜西宜君縣轉角鎮成立

1932年冬，紅二十六軍成立時，中央派陜西省委常委杜衡來擔任軍政委。他執意執行王明“左”傾路線，把劉志丹看作眼中釘，并且攻擊劉志丹的正確主張是“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還蠻橫地撤銷了劉志丹的一切職務。把謝子長也調出部隊。面臨這種無情打擊，劉志丹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計較，仍然積極協助王世泰同志做工作，幫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訓令》和紀律條例。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劉志丹盡一切可能來維護軍隊的團結，遇到戰斗，則精心擬定作戰計劃，指揮作戰，爭取打勝仗，減少損失。

杜衡來到紅二十六軍一意孤行推行“左”傾路線，指揮紅二十六軍南下，劉志丹反對部隊南下，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說：“渭華暴動失敗后，那里的群眾受到極大摧殘，有失敗情緒。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只要我們堅持創造和發展陜甘邊蘇區，形勢是會好轉的!紅軍脫離根據地，就是自己毀滅自己。”杜衡不但不聽，反而拿大帽子壓人，誣蔑劉志丹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在杜衡的錯誤決定下，紅二十六軍南下，到三原武字區時，杜衡以向省委匯報為名，私自離開部隊。當部隊進到藍田時，被敵人重兵包圍，敵眾我寡，彈盡糧絕，全軍覆沒，而杜衡這個膽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敵，作了叛徒。劉志丹和軍隊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黨的幫助下，相繼化裝突出重圍。

紅二十六軍南下

1933年7月，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劉志丹沉痛地對大家說：“極‘左’的人最后會走上極右。杜衡把部隊葬送了，他又叛變投降了敵人，這是對我們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訓，事情未經歷過，總是不深刻，這下我們就知道‘左’是什么東西了。”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縣包家寨子召開聯席會議，在徹底剖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左”傾錯誤路線給根據地建設帶來的慘痛教訓，提出了劉志丹多次主張的以南梁為活動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建設主張，并重新構建了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新格局。

（四）開展長期的“兵運”工作，“借水養魚”，壯大自己

兵運工作是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敵斗爭的一項重要工作。有學者認為，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的“兵運”工作作用巨大，建立起了陜甘邊黨領導下的最初武裝；為根據地培養和鍛煉了一批軍事骨干和軍事人才；為紅軍游擊隊的發展提供了兵源和獲取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這些結果與全國其他地區兵運工作并沒有明顯的區別。原因有：一是兵運工作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有計劃的開展的。早在1928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于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軍事部，下設三個部，其中第一個部便是“對敵人軍隊工作部”，首要任務是“在軍閥軍隊中工作。”“目的是破壞軍閥的軍隊，加強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使士兵群眾傾向到革命方面”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報告中指出，“在反動軍隊中，應有秘密支部建立；”“在鄉村地主的武裝組織有民團、保甲，成份是貧農、流氓，本身帶革命性，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要求“從敵人吸收革命的青年軍官成為革命軍隊的人才”。周恩來還特別強調：“有計劃地把軍隊兵變能與工農武裝暴動相配合，或僅與鄉村農民游擊戰爭相配合，或與城市工人暴動相配合”，劉志丹、謝子長等卓越的軍事才能，使他們在陜甘土匪當中也很有威望，慶陽地區的五屬清鄉司令譚世麟主動提出要收編這支武裝。當時的陜北特委為了保存這支黨所控制的武裝力量，也想“借水養魚”，便接受了改編。于是，劉志丹、謝子長率領的部隊被編為慶陽五屬清鄉司令部直轄第三團，謝子長為團長，劉志丹為副團長，駐守陜西吳起鎮三道川一帶。1929年至1931年期間，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先后打人甘肅、寧夏地方軍閥和楊虎城第17路軍中開展“兵運”工作，廣泛團結爭取各色勢力，發動和組織了70余次兵變和起義。這些斗爭雖失敗，卻為我黨培養了軍事干部，擴大了同盟軍，積蓄了革命力量，壯大了自己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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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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