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邊區即陜西北部、甘肅東部交界的區域，包括今甘肅的華池、合水、慶陽、正寧、寧縣與陜西的旬邑、彬縣、淳化、耀縣、三原、銅川、宜君、黃陵、富縣、甘泉、志丹、安塞、定邊等18縣(全部或部分)在內的地域。土地革命戰爭后期，以陜甘邊根據地為基礎形成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創建的陜甘邊根據地此后發展為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了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陜甘寧邊區成為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為迎接全民族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陜甘寧邊區政府禮堂舊址

　　一、客觀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給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武裝割據條件，使之成為一塊理想的引命根據地

　　地理條件方面，這里有綿亙幾百里的大梢山，山峁連綿不斷，山大谷深，溝壑縱橫，與峰巒起伏、綿延400公里的子午嶺林區渾然相接，擁有中國西部少見的大片原始森林，形成天然屏障，有險可依，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回旋余地比其他根據地更大，有幾個轉移活動中心，非常有利于機動作戰，開展大范圍的游擊戰爭;另外，這里地廣人稀，有糧有草，為屯軍養馬、養精蓄銳、長期武裝斗爭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客觀自然條件。此外，陜甘邊區的黃土溝峁地形，使各處的山區都有可耕地利用，為根據地的發展提供了物資保證。

　　社會經濟方面，在陜甘邊的廣大農民飽受民國初期自然災害的折磨之時，地主、富農的經濟卻迅速發展，大量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數地主富農手中;勞動人民深受地主豪紳的壓迫和高利貸、地租的殘酷剝削，生產力水平低，糧食產量不穩，廣大農民有著強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群眾基礎。例如，1928年和1929年，陜甘兩省大旱，顆粒未收，餓殍遍野，草木樹皮幾乎被吃光。官府、軍閥、民團和當地的排頭、堡子頭，也隨意向農民派捐派糧，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正所謂“司令莊莊有，副官滿院走，農民猶餓死，官長多如狗。”

　　政治方面，這里地處陜、甘兩省四縣邊界的偏僻山區，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是反動統治的間隙和薄弱地區，給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利空間。國民黨軍隊和軍閥內部腐敗成風，敵人士兵士氣低落，生活狀況極其惡劣，為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在敵人內部開展兵運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軍閥之間矛盾重重，互相利用，互相廝殺，互相爭奪地盤，邊區領導人利用陜甘軍閥混戰的矛盾，因勢利導，使紅軍站穩腳跟，積蓄和擴大革命武裝力量。國民黨先后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過三次“圍剿”，雖然規模一次比一次大，但因各懷鬼胎，步調不一，均遭失敗。

　　二、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與黨內“左”傾錯誤進行不調和的斗爭，多次粉碎敵人的“圍剿”，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

　　從1931年到1935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像瘟疫一樣在中國革命根據地蔓延。由于黨內部分領導人對于馬列理論準備不足，理論素養不高，實踐經驗缺乏，不善于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全面地、正確靈活地結合起來，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最大的惡果，就是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遭到失敗，不得不退出南方的廣大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對“左”傾路線，毛澤東等進行過堅決的抵制與斗爭，但王明等人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剝奪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的領導權。這次錯誤使紅軍損失了90%的根據地，南方廣大蘇區黨的力量幾乎喪失了100%，教訓是極其慘痛而深刻的。陜甘邊區雖然距離“左”傾路線統治的黨中央較遠，但當“左”傾錯誤發展到高潮時，陜甘邊區的武裝斗爭也受到過嚴重挫折。1933年7月，紅二十六軍因受陜西省委領導人杜衡(后叛變)的“左”傾思想影響，被迫南下渭華，在敵重兵的圍追堵截下，幾乎全軍覆滅，陜甘邊的形勢急轉直下，革命處于生死關頭。劉志丹、習仲勛和陜甘邊黨組織力挽狂瀾。

　　1933年11月3日到5日，在陜甘邊區和紅軍無立足之地的最困難時期，陜甘邊區的黨政軍負責人在合水縣蒿嘴鋪包家寨子召開會議，中共陜甘邊區特委提出“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沿著敵人統治薄弱的橋山一帶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不能只建立一個根據地，而應同時在鄰近地區建立幾個根據地，即‘狡兔三窟’的設想，以便紅軍主力有迂回盤旋余地，積極協助游擊隊打擊消滅敵人”。會議決定“建立以陜北安定、隴東南梁和關中照金為中心的三個根據地，并相應組建三個游擊隊指揮部。以當時隨主力部隊行動的陜北安定游擊隊為第一路，隴東地區游擊隊為第二路，關中地區游擊隊為第三路。”因南梁地處第一路和第三路游擊區的中間地帶，自然地把其余兩路連接起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習仲勛后來回憶也說：“我們吸取了過去的教訓，決定分三路建立游擊區：第一路陜北，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隴東，以南梁為中心;第三路關中，以照金為中心。”事實證明，建立三路游擊區的構想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陜北、關中、隴東三個游擊區互相配合，倏忽不定，似狡兔三窟，造成了“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態勢。包家寨子會議，使陜甘邊黨的組織和紅軍在全國率先擺脫了“左”傾錯誤的影響，正確制定了軍事斗爭的方針策略，如建立三路游擊區，開辟敵后戰場，擴大根據地建設等。這次會議的最大功績，是明確決定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在此之前，根據地的中心已經兩易其地點，一次為正寧的寺村塬，一次為耀縣的照金，都建立了革命的臨時政權，但是都被“左”傾路線葬送了。

包家寨會議遺址

　　包家寨子會議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選在南梁，這是以劉志丹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運用毛澤東關于紅色政權的思想理論，解決陜甘邊革命斗爭實際問題所做出的正確決策，是擺脫杜衡等人把持的中共陜西省委“左”傾路線的干擾，把陜甘邊革命斗爭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到能夠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共產黨人手中的結果。這次會議是西北紅軍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未來斗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后來，毛澤東十分贊賞地說，劉志丹創建的根據地，用了‘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將這種多個根據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廣到整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實踐中，并將這種模式用圍棋中的術語“做眼”稱之。

　　當根據地初具規模，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剛剛成立，國民黨當局即舉萬余兵力，向陜甘邊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大范圍的“圍剿”。從1934年2月開始，國民黨陜甘軍閥對南梁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圍剿”。當時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總共不過1300多人，而且武器裝備極差，敵我力量懸殊。劉志丹、習仲勛堅持靈活的戰略戰術思想，自覺排除“左”傾軍事冒進主義的影響，針對敵人平分兵力和戰線過長的弱點，制定了打破敵軍大規模“圍剿”的方針，充分發揮游擊戰爭的優勢和特點，集中主力紅軍，跳出外線，誘惑敵人，尋找戰機，殲滅弱敵，達到徹底粉碎敵軍圍剿的目的。決定由第三路游擊隊牽制南線之敵，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各個擊破，徹底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在斗爭中壯大了紅軍，鞏固了根據地，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第一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18個縣的農村，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根據地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認真開展扎實細致的群眾工作，提出并實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促進了陜甘邊區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建設等各方面工作的深入開展，發展了生產，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前線，鞏固和擴大了陜甘邊根據地的范圍，使革命武裝斗爭得到廣泛開展，主力和地方紅軍發展到5000余人，根據地面積擴大到4萬平方公里，劉志丹、習仲勛等同志同“左”傾錯誤進行的不調和斗爭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吳起鎮

　　1935年春，蔣介石調動陜、豫、晉、寧和甘肅五省軍閥計四萬余兵力，采取分進合擊的戰術，對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反革命“圍剿”。西北軍委決定，紅軍反“圍剿”的任務是集中兵力，打破敵人某部防線，然后向南、西發展，逐步將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連成一片。在劉志丹的正確領導下，紅軍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終于實現了為紅軍長征提供一塊落腳點的目標。1935年8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向西北實施戰略轉移時，陜甘根據地對于紅軍長征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出來，國民黨當局調動十萬大軍向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瘋狂的“圍剿”，正在反“圍剿”戰爭的緊要關頭，“左”傾錯誤的陰霾又開始籠罩陜甘邊區的上空，劉志丹、習仲勛身陷囹圄。在這危機嚴重的關鍵時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到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毛澤東及時下令釋放劉志丹等被關押同志，糾正了陜甘根據地“肅反”的錯誤，并指揮打退敵人的進攻。劉志丹指揮地方武裝牽制敵軍，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相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羅鎮戰役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陜甘根據地軍民艱苦卓絕的奮斗和無私奉獻，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直羅鎮戰役大捷

　　至此，在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正確的軍事路線的指導下，排除了“左”傾路線的影響，陜甘根據地三次反“圍剿”斗爭全部取得勝利，使黨和紅軍的力量不斷壯大。習仲勛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陜甘邊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經歷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內‘左’右傾路線的干擾，歷遭艱險，幾經起伏，終于使紅日驅散烏云，勝利的曙光映紅陜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種子傳播到中國西北部，在全國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后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以后發展成為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張亞東畫)

　　未完待續.....

　　【選自】

　　《紀念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文集》，中共甘肅省委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衛東剛：延安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