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堅持正確獨立自主的經濟建設方針，制定和實施適合根據地實際的經濟政策，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經濟建設是革命根據地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之一。制定和執行正確的經濟政策，直接關系到革命斗爭的興衰。陜甘邊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緊緊依靠群眾，制定和實施適合根據地實際的一系列正確經濟方針政策。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隆重召開，正式成立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習仲勛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在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審議和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灶地決議案》《財經決議案》和《糧食決議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蘇維埃政府的下設機構。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土地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糧食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范圍內統一領導經濟工作的開始;《土地決議案》《財政決議案》和《糧食決議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的頒布實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關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經濟政策的初步形成。土地政策方面，沒收富農出租的部分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川臺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青苗一起分配，紅軍軍屬有分得好地的優先權。此外，“廢除一切債務(不含農民之間的債務)和高利貸”。在土地分配中，按照人口與勞動力標準分配，不僅考慮雇農、貧農利益，也考慮到中農利益，維持地主、富農的基本生活，防止他們倒向革命的反面。財政方面，鼓勵農民發展生產，保證民生;建立流動倉庫，分散儲藏;對群眾不“動員”糧食，也不“歡迎”糧食;靠收買軍糧供應軍隊;財、糧主要取之于豪紳、地主，并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成立牧場，養豬養羊等措施。還組織互濟會勞動互助會，依靠集體互助力量發展生產。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發行蘇幣，由于蘇幣與銀元等值，幣值穩定，在國民黨鈔票貶值的情況下，蘇幣在人民群眾中享有極高的信譽，促進了陜甘邊根據地的商品流通，為繁榮邊區的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商業方面，南梁政府保護中小商業者，保證商業自由。對于白區商人實行保護白區商人的安全和利益的政策，不向商人收稅，鼓勵允許白區商人來蘇區做生意，并實行將南梁地區的山貨、羊畜、皮革等土特產品低價賣給白區商人的優惠讓利政策，鼓勵他們將邊區緊缺物資從白區販運過來。同時，根據地也有人到白區去販貨。“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表現進步了，有時甚至冒著被殺頭的危險為我們送貨。國民黨反動派氣急敗壞地罵這些人是‘通共’。那些進步的商人也很會想辦法，設法把錢塞進國民黨有關當局和人員的腰包里，便打通了與邊區相互來往的通路”，粉碎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有效促進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增加了邊區群眾的收入，為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提供了物質條件。

　　這一系列正確的經濟政策，為根據地的革命事業提供了堅實物質保障，是陜甘邊蘇區領導人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對革命根據地建設進行的探索，顯示出社會主義本質的萌芽。其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領導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乃至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

　　四、貫徹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政策，維護邊區內部各個階級的團結。為邊區的鞏固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的成功經驗，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武器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陜甘邊區的統一戰線建設是與革命戰爭、建立鞏固的革命政權相聯系的，是實行革命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統一戰線工作的突出特點是開展“兵運”，建立和壯大革命武裝力量。1929年5月，中共陜北特委紅石峽會議上，通過了劉志丹提出的“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方針，劉志丹結合實際提出“白、灰、紅”三種建立革命武裝的形式，白是派黨員到國民黨部隊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紅是搞自己的武裝力量，劉志丹、謝子長受黨組織派遣到陜甘邊界開展“兵運”工作。陜甘邊的革命，走的是一條由“兵運”工作人手，而逐步建立起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的曲折道路。在革命武裝還很弱小的情況下，設法發展壯大，必須依靠統戰工作，劉志丹說：“干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陜甘邊區地方雜牌部隊多，民團、土匪多，他們既互相利用又互有矛盾。這一時期中共陜西省委多次強調要把加強白軍中士兵工作作為目前黨的一項重要任務。劉志丹、謝子長通過親戚、同學、同鄉等關系，派一些黨團員和進步青年進入某些軍隊掛牌建軍，秘密建立黨的組織，爭取士兵群眾和進步軍官，時機成熟即舉行武裝起義，為紅軍和游擊隊補充了大量兵源。劉志丹、謝子長還與當地一些民團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使革命武裝多次脫離險境。在陜甘邊的統戰工作中，以爭取郭寶珊起義為最突出。郭寶珊原為黃龍山“山大王”，在慣匪梁占魁手下當營長。劉志丹多次寫信捎話勸他棄暗投明。郭寶珊在被國民黨收編的路上決心投身革命，加入紅軍，在慶陽的新堡宣布起義，被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直屬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指揮，相當時期內軍事行動、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獨立。郭寶珊后來成為一名人民軍隊的卓越指戰員，解放后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劉志丹還成功地說服保安縣哥老會老大馬錫五、馬鴻逵部營長韓練成、民團團總馬海旺等參加了革命。“三色革命”的實踐立竿見影。

榆林 紅石峽

　　針對知識分子單列一條政策，提出：“對政治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以適當的工作。”例如，出身地主家庭的張景文受進步思想影響和丈夫徐國連越過層層封鎖來到南梁參加革命，擔任列寧小學教師，丈夫擔任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夫妻倆都為革命作出了貢獻。這一時期，陜甘邊區黨和紅軍對少數民族的統戰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陜西黨目前的主要任務》要求加強回民工作，擴大民族自決，反對民族歧視和不平等待遇。謝子長曾發動回民起來與漢族兄弟一起鬧革命，打土豪，分財產。回民派代表參加了寺村塬革命委員會的選舉，享受與漢族平等的政治權利。回民游擊隊與其他游擊隊配合，為保衛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統戰工作對民族團結的加強，鞏固了根據地的內部團結，增強了根據地的武裝力量。

　　因此，“兵運”工作、團結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和促進民族團結等統戰工作，是根據地內部團結的鞏固和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為根據地的“碩果僅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續.....

　　【選自】

　　《紀念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學術研討會文集》，中共甘肅省委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衛東剛：延安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