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的武裝斗爭，不僅推動了政權建設，同時推動了經濟建設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而經濟建設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嶄新局面又給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以雄厚的基礎。

　　分配土地。1928年，毛澤東總結了井岡山蘇區土地革命的經驗，親自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這是我們黨制定的第一個土地法。南梁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就是根據中央土地法，結合本地區的實際特點進行的。當時，我們擬定了一些具體條例，大體內容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些人口少荒地多的地區，給地主分了些壞地，使其生活有出路);給富農留少量的土地，以夠其吃用為限;團結中農進行土地分配，沒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給貧雇農及缺地少地農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

　　土地改革

　　在分配土地問題上，曾發生過一點兒曲折。原任土地委員長張步清是橫山縣人，本來家庭出身貧困。但在分配土地時，他的經濟地位已起了變化，貪圖個人發家致富，自己開了許多荒地，并開始進行雇工剝削。所以運動一開始，他就不積極，工作疲疲沓沓。當我們批評他為什么遲遲不抓運動的時候，他卻說什么“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們(指其他地主富農)和我一樣，有什么可以分的。”志丹聽了非常生氣，對我們說：“關鍵在于這張老頭了，他變了，怎能把運動搞下去呢!”后來經研究決定，撤銷了張步清的土地委員長職務，以示處分和教育。任命李生華為土地委員長。這一組織措施，大家一致贊成。李生華原被國民黨抓去當兵，后來他開小差跑出來，參加了革命，年紀輕，工作熱情很高，經常和我一起出去檢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時天黑了，我們就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爛的窯洞里。到了吃飯時間就在老百姓家吃。就這樣，走東村，串西村，工作有了較大開展。

　　分地時，我們緊緊依靠貧農團和雇農工會。由于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分配土地的運動進行得相當順利，象玉皇廟川、白馬廟川、二將川、自沙川、豹子川等幾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運動搞得熱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風掃地，人民群眾揚眉吐氣。

　　在分配土地的同時，劃了階級成份。群眾對自己的階級成份很重視，以做貧雇農為榮耀。我們也有個別錯定成份的現象，經群眾提出，很快就糾正了。

　　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區貧苦農民獲得了土地，極大地激發了他們革命和生產的熱情。過去，他們一愁無地，弄不上飯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剝削和壓榨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二愁土匪橫行，拉票子搶劫，如梁占魁、賈德功等慣匪在當地盤踞幾十年，把群眾害苦了，他們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條氈都卷走。那時，每當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驚慌四逃，不得過安寧日子。紅軍和游擊隊消滅了土匪，使他們能過安寧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們生活有了保障，貧苦大眾真是高興得了不得。

　　土地改革政策

　　⊙糧食政策。那時沒有什么征糧任務。沒收地富的糧食和羊，除了分配給群眾外，給紅軍游擊隊留一部分做為公糧、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備紅軍吃用，因此紅軍走在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眾的負擔，軍民關系猶如魚水。

　　⊙恢復集市貿易。過去這一帶歷來有集市貿易的傳統，但自清朝同治年間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調劑余缺、互通有無的場所。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后，為了活躍經濟，我們在分配土地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恢復了集市貿易。首先在荔園堡恢復了集市，每隔3天一次(有說10天一集)。逢集有炸麻花的、賣蒸饃和蕎麥面饸饹的，賣其他小吃的，還有賣余糧的。擺攤子的高聲叫賣，顧主爭相購買，一派生機繁榮的景象。幾乎每逢集市，習仲勛和我們幾個人都去轉一轉，群眾每每把我們圍攏起來，問這問那，親熱極了。那時候，沒有明文規定的商業稅收制度。集市貿易真正起到了促進邊區經濟流通的作用。

　　⊙印制發行邊區政府貨幣。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邊區經濟建設、市場穩定，我們廢除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印制發行了陜甘邊區自己的貨幣，蘇區內一律使用邊區政府的票幣，嚴禁使用國民黨的貨幣。當時邊區政府的票幣印制很簡單，在白洋布上蓋上邊區政府財政委員會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鑒是藍色的，票面分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發行數量不大，價值很高，花一角錢能買到很多東西，商品和貨幣價格十分穩定，老百姓非常贊成和擁護。

　　⊙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實行供給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實行供給制度，從吃飯穿衣到辦公所需筆墨紙張等一切用品都由財經委員會統一計劃，統一籌辦，按每個人的最低需要發給，如衣服，冬來發棉，夏來換單。那時候，沒什么特權思想和特殊化表現，形成一種艱苦為榮的風尚。在物質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謙讓，相互幫助，同志問的關系十分融洽。記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換季時節，天氣寒冷，馬錫五及時地給我送來了一套內裝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間這種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陜甘邊區革命斗爭的不斷勝利，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度恐慌。他們不僅從軍事上對我們實行“圍剿”，還千方百計從經濟上封鎖我們。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我們針鋒相對，采取有效辦法對付他們，從而不僅打破了敵人的陰謀，而且活躍了邊區經濟，保證了物質供給，支持革命戰爭。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種辦法是拉豪紳。我們經常組織小股精干力量，瞅機會打入白區，神出鬼沒，抓住地主豪紳等便拉回根據地來。拉來后向他要錢，由他們的親戚出面“議價”;或者是要物，特別是根據地奇缺的物資，如油印機等。他們出了錢或出了物之后，小一點兒的豪紳便放回去，民憤極大的有的殺掉，有的要實行勞動改造，叫他們背柴、挖窯洞。記得有一次楊森帶領的騎兵曾在白區韓城、長武一帶拉了許多豪紳，弄到不少錢財，解決了根據地當時經濟方面許多迫切需要。這次行動很成功，在政治上也引起強烈反響，曾一時轟動了西安，震驚了敵人，城里立刻大嘩：“紅軍真厲害，人多得很哪!”

　　第二種辦法是和白區商人建立貿易關系，以物換物。我們通過各種關系，和白區較開明進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們把邊區的羊子等廉價賣給他們，他們賺了錢很高興，便愿意跟我們做買賣。我們就叫他們給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給我們送來。這樣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表現進步了，有時甚至冒著被殺頭的危險為我們送貨。國民黨反動派氣急敗壞地罵這些人是“通共”。那些進步的商人也很會想辦法，設法把錢塞進國民黨有關當局和人員的腰包里，便打通了與邊區相互來往的通路。

　　此外，我們通過在西安的地下黨購買物資，給根據地秘密送來。

　　第三種辦法是發展邊區生產，壯大經濟力量。

?

　　四、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邊區政府還辦了軍政學校，培養軍政干部;創辦了列寧小學，發展教育，掃除文盲。

　　1934年，在陜甘工農紅軍不斷發展壯大和蘇維埃政權相繼建立的形勢下，邊區紅軍軍政干部學校(又稱隨營學校)光榮誕生了。這所干校的規模雖不算大，但在陜甘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它貴在我們黨自己創辦的一所軍政學校。干校設在南梁地區的豹子川。這里森林茂密，時常能見到狼和狐貍等野獸，各種鳥類爭鳴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窯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學員們自己動手挖成的。門窗因陋就簡，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內盤土炕。當時，召開了成立大會，搞了個很簡單的成立儀式。紅軍干校的主要負責人是：劉志丹任校長，習仲勛兼任政委，吳岱峰兼任副校長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馬文瑞和我都是教員。不論校長、政委以及教員都是兼職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政治、軍事、文化和政權建設。訓練的主要目標是提高軍事素質和增加游擊戰爭常識等。軍事課由劉志丹擔任。因為學員文化較低，文化課以掃盲為主。馬文瑞、吳岱峰和我也不斷在這里講課。學員主要來自部隊中、下級干部，還有少量地方于部。沒有什么正規的教室和教材，給每人發根鉛筆和一點兒麻紙，教員在臺上講或在黑板上寫，學員們做筆記。干校的生活也很簡單，主食是黃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黃米杠子爛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干校每期學員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約共辦了3期。

　　列寧小學

　　在文化工作方面，邊區曾創辦了列寧小學。第一個列寧小學在何家溝門辦起來的，課堂是沒收地主的房子，室內陳設極其簡單。教員只有兩個，一個是張敬文(女，后來在“左”傾路線的“肅反”中犧牲了)，另一個是賀建德。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們自己編寫的，多采取詩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們學習興致很高。因為我是文化委員會的委員長，審編教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曾采用詩歌的語言編寫過一些政治教材，記得有一首開頭兩句是：“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導師……”。第一所列寧小學創辦后不久，很多村莊也陸續辦起了列寧小學。此外，為了消滅文盲，我們還在一些村子里辦起了成年人的識字班。

　　另外，陜甘邊特委還辦了黨內刊物，叫《布爾塞維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機關報。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是龔逢春。政府的公開刊物叫《紅色西北》，是一個不定期刊物。發表的文章消息以紅軍戰報和經濟建設等最多，陜甘邊特委和邊區政府的某些決議和其他號召性文件均在本刊發表。這個刊物版面不大，相當現在的8開紙，用的是質地較好的有光紙，因為條件所限，印刷是油印的，印油分為紅、藍、黑3色。刻蠟板的主要是席德仁，字跡工整漂亮。

?

? 　五、陜甘邊特委和邊區政府非常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劉志丹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很精細，確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我剛到陜甘邊蘇區的時候，劉志丹、習仲勛、楊森等幾位負責同志正在閻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開會。志丹一見到我，馬上親熱地說：歡迎，歡迎。他中等個子，眼睛機警有神，臉龐有個大黑痣，下顎上長了幾根胡須。他身著坎肩，打著綁腿，腰里挎著盒子槍。志丹住過黃埔軍校，參加領導渭華起義失敗后，繼而在陜甘邊界搞武裝斗爭，帶劉景范來到橋山山區。

　　閻家洼子會議舊址

　　劉志丹很會利用各種關系開展白區秘密工作。通過志丹的關系，安塞、保安縣政府的不少人經常給我們送來關于敵人方面的情報。

　　對于土匪，我們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針。能夠爭取改造的盡可能爭取改造，民憤太大的則下決心消滅之。當時，梁占魁和史老么是黃龍山區最大的土匪頭子。梁占魁作惡多端，不可爭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國民黨，后又拉了出來，在路過二將川時，我們打算爭取他，但史詭詐得很，怕紅軍力量大，會吃掉他，跑掉了。郭寶珊部，在我們反復說明利害和講明政策的情況下.參加了革命。為了改造這支土匪隊伍，我們派任浪花到郭部任政委，加強政治工作。對郭部那些社會關系極其復雜的人，發給路費資遣回家，留下來的后來都成了真正革命的同志。

　　哥老會

　　團結改造哥老會，是我們進行統戰工作的又一方面。陜甘邊一帶哥老會極多。哥老會的成員，大都是喪失土地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這種封建團體內盛行一種作風，即內部等級森嚴。龍頭大爺是哥老會的頭目，他的話別人不敢不聽。因此，只要把他們的頭目爭取團結過來，其整個組織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論述游民無產者的階級特征時所說的：“如引導得法，可以成為一支革命力量。”鑒于南梁地區哥老會極多，團結他們則是我們不容忽視的一項工作。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會大都為我掩護過傷員，或幫助過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個哥老會的鄭大爺，由于我們不斷教育和幫助，他逐步脫離了封建迷信團體，成了我赤衛隊的指揮。

　　此外，對國民黨的雜牌軍，實行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方針。尤其是劉志丹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時甚至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宣傳我黨和紅軍的正確主張，做對方的工作。

　選自：《陜甘邊革命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