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領袖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又字天賜，號空同子，甘肅慶陽人，他以其主體意識覺醒、追求個性自由和高揚自我的文化人格為底蘊，在明朝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復古運動。李夢陽這種特定文化人格的形成，當然首先與明代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因素密切相關，也與他的家世有關。李夢陽的祖父“任俠使氣”，二祖父“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本非上層儒士。李夢陽之大伯同樣好奇任俠，有父風;二伯“好酒”、好“狎侮人”(《空同集·族譜大傳》)，皆較少受傳統理念之拘束，幾位先輩都具備某些江湖草莽豪杰行俠仗義的氣概。李夢陽本人在任職期間，錘擊壽寧侯，彈劾劉瑾，頂抗總督，拒揖御史，鞭打淮王府校，表現出傲兀倔強的姿態和斗爭的膽略。他所有的這些行為和作風都體現了一個從社會下層走出來的文士的傲岸風性，表現了新興士風高揚自我的傾向和狂狷使氣的文化人格。

　　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人格，李夢陽的文學品格也呈現出自己的獨特風貌。李夢陽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目的就是要沖擊和取代由壓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發的程朱理學影響下的“臺閣體”詩歌。

　　李夢陽文學復古運動將學習的對象瞄準漢魏盛唐，就是因為漢魏文人“不再是禮教俘虜下的孝廉與賢良方正，也不再重視那些五經博士所保存的先師遺訓，漢魏文人大都是要憑自己清醒的智慧對具體的問題提出意見”(林庚《中國文學簡史》)。他們有著與李夢陽相似的思想情操和文化人格;而所謂魏晉風度也是魏晉文人張揚個性、彰顯個體生命不容侵犯的文化人格的象征。包括建安文學在內的漢魏詩歌，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能流露人類心曲的部分，是當時人們生命意識自覺、要求解放、追求理想、高揚人本精神的聲音。李夢陽曾稱贊曹植：“曹植《白馬篇》，李白《飛龍引》，流光耀千古，不與日星隕。”(《空同集卷二十三·梁園古詩》)又在《陳思王集序》中說曹植的詩：“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余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空同集·卷五十一》)這里，李夢陽對曹植其人其詩頗有戚戚之意，是由于他在弘治朝飽嘗進取所帶來的心靈苦痛，而曹植詩歌從整體創作風格來說，既有郁郁不得志的哀怨，又充滿不屈的氣骨與忠厚纏綿的情懷，正好吻合李夢陽自我表達的需要。也正因為如此，李夢陽創作了很多具有漢魏風格的樂府詩，或詠史感懷，或揭露現實，或抒寫思婦閨怨，是人間真情的吟唱。

　　李夢陽的文學復古運動同樣師法盛唐詩歌，但他推崇的是以陳子昂、李白為代表的自然真摯、清新剛健的詩風，并非李東陽偏愛的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古淡悠遠之風，如他在其生前所編的詩集中明確有15首題名“效李白體”的七言歌行。《刻阮嗣宗集序》中，李夢陽借助鐘嶸《詩品》的說法，把陳子昂、李白的傳統追溯到阮籍，認為阮籍《詠懷》為魏詩之冠，陳子昂的感遇詩和李白的古風都是向阮籍學習的產物，是“混淪之音”，“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原因是阮籍、陳子昂和李白的詩，都充滿了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阮籍《詠懷》語言清新，不假雕飾，充滿了對生命流逝的不安，以及對時勢憂患的隱晦表達。在陳子昂的感遇詩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對生命流逝的憂患表現為深沉的歷史感和建功立業的渴望;李白的古風充溢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宕之氣，其中豪邁自信與及時行樂的情懷，正是其個體生命意識高漲的表現。確實，李夢陽在推崇漢魏詩歌的同時，也推崇盛唐詩歌，因為盛唐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富有感染力的輝煌篇章。李白“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些詩抒懷言志、氣揚采飛，無不流蕩著慷慨豪邁的“意氣”，以及對功業、從軍邊塞、任俠、痛飲與狂歌的向往，風格也格古調逸、氣象雄渾，無不體現那個時代的“元氣”，洋溢著青春氣息和生命激情。

　　李夢陽一生創作詩歌千余首，王世貞稱他是一代詞人之冠(王世貞《藝苑卮言》)，《明詩別裁集》收明三百多位作家一千零二十余首詩，李夢陽詩歌名列第二;《明詩綜》收詩凡二千四百余家，李詩列第三。足見其詩歌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時人之重視。《空同集》共收詩歌一千八百余首，有古體有近體，有七言有五言，有律詩有絕句，都有很高的思想藝術成就。其中樂府詩或抨擊現實，表現民生疾苦，或詠史諷今，抒發對現實的感慨，題材豐富、內容充實、形式多樣、方法靈活，是繼兩漢樂府、“建安文學”、“新樂府運動”之后的又一個高峰。七言律詩追慕杜甫之高格，沉郁頓挫，悲壯雄渾，遣詞造句，得杜精髓。歌行則直接效法太白，成就很高。王世貞稱李夢陽七言歌行：“如金雞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眾寡如意，排蕩莫測。”(王世貞《藝苑卮言》)沈德潛也說：“空同……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沈德潛《明詩別裁集》)馮時可更說：“空同歌行，縱橫開闔，神于青蓮。”(明馮時可《元成選集》)說李夢陽的七言歌行超過李白，這種稱贊顯然過于溢美，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李夢陽歌行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品格。

　　在李夢陽這千余首作品中，有不少詩是描寫故鄉慶陽的。這些詠隴詩散見于《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別裁集》《空同集》等，但明嘉靖傅學禮《慶陽府志》(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收集八首，并統稱為《環慶懷古》，使這些詩的慶陽地域特征更加明顯。這組被冠以《環慶懷古》的詠隴詩深切緬懷古代圣賢名將的歷史功績，強烈抒發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政治祈愿和遠大抱負;濃墨描繪慶陽獨特的自然風光，詳盡展現故鄉豐富的歷史遺存和人文景觀，深刻表達作者對故鄉的熱愛。筆力蒼勁凝重，氣象雄渾開闊;感情濃烈豐富，基調昂揚慷慨;語言生動凝練，音節格律響亮謹嚴。如《感述·秋懷》：“慶陽已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窋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川北盡黃云。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回首可憐鼙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是這類詩的代表。這八首詩在李夢陽千余首詩歌中數量雖然十分有限，但它們卻猶如大海里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和洶涌的波濤一起，共同匯成雄渾壯闊的生命樂章。

　　然而，李夢陽確實是以他個性意識的復蘇與人本精神的高揚的文化人格為底蘊，鑄就他格古調逸與氣象雄渾的文學品格的。同時，像大多數古代作家一樣，他的文化人格也是矛盾的、沖突的。由于傳統的根深蒂固，李夢陽在盡力背離傳統的同時，又不自覺地向傳統回歸，行為上的狂放不羈只是外在的表現，其背后隱含著的是新舊觀念和文化人格的激烈沖突。李夢陽也是一個嚴正的衛道士，綜合觀之，他似乎并非有意背離程朱之學，只是無意中表現出一些背離的傾向。李夢陽的一生，他的身份也經歷了一個由文人向儒士的靠攏。他對程朱理學也只是對其弊端及理學家的文藝觀念進行批評，對周、程、張、朱等理學大師還是非常推崇的。他的文學復古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文化人格背景下展開的，因此，他的復古運動，雖不乏創新精神，但始終離不開儒家文化傳統，無論是“格調說”“真情論”，還是重“比興”，都是在儒家“抒情”“言志”的傳統詩教下展開的，目的是復興古詩的審美本性和風教傳統，從而重倡儒家詩學的格調與神韻。他的文學品格當然也具有這種文化人格的烙印，無論是樂府詩、近體詩，還是歌行體、邊塞詩，和前人相比，都還有一定差距。

　　但不管怎么說，李夢陽傲岸正直的文化人格和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以“格調說”和“真情說”為核心的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極具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創作，對沖擊明代當時道學家高談性理的性氣詩，以及改良政治、革新文風，振興中明詩歌，甚至開啟晚明文學新思潮，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