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歲月里，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敵人的反復“圍剿”，習仲勛深入基層，關心群眾，時刻把人民的冷暖掛在心頭，始終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一面，成為實踐黨的群眾路線的光輝典范，在陜甘邊人民心中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話。

習仲勛對群眾的感情至深至厚，隨時隨地都有故事。1930年，中共陜西省委派習仲勛到陜西國民黨騎兵第三旅二團二營（后改為十七路軍警備第三旅二團一營）開展兵運活動，并任該營黨委書記。該營駐防鳳縣期間，陜西軍閥顧鼎新率部由關中調漢中抵御川軍北犯，路過鳳縣，所到之處，打罵群眾、敲詐勒索、奸淫擄掠、無所不為，農民驚恐不安，到處躲藏。習仲勛等聞訊后，連夜書寫和張貼“打倒奸淫擄掠的顧司令”等許多標語。顧鼎新看見這些標語后，為了保全面子，不惹是非，隨即下令不準士兵在此地胡鬧，并派清查隊日夜糾查，鳳縣群眾得以免遭一場大災難。當時，鳳縣有一個靠賣菜為生的李老漢，在街市上賣萵筍，惡霸地主龍文明依仗權勢，搶奪李老漢的萵筍不給錢，李老漢前去索要欠款，龍文明蠻不講理，逼迫李老漢繳納十塊大洋稅款。李老漢萬般無奈，痛不欲生。習仲勛知道此事后，對李老漢說：“不要給他錢，有我承擔。”第二天，龍文明派家丁來收稅，并要抓走李老漢。習仲勛挺身而出，以軍人身份阻止了惡霸的不法行徑，打擊了地主惡霸的囂張氣焰。堅定維護群眾利益，彰顯黨的形象。

習仲勛始終與群眾以心交心，贏得了群眾的真心維護和信任。1933年11月，大病初愈的習仲勛來到南梁，便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中，“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1934年2月25日，中共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臺村召開群眾大會，選舉成立了新的邊區臨時政權組織──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不滿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被根據地群眾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劉志丹夫人同桂榮回憶說：“習主席就是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我們雖沒見過面，但聽老百姓們說他是一個‘娃娃主席’。到邊區政府所在地荔園堡以后，習仲勛馬上來看我們，我一看心里想：‘這可不就是個娃娃。’那時他只有20歲，還一臉稚氣。”習仲勛回憶說：“1933年冬天，紅軍橫掃陜甘邊的反動武裝，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建立起來了。當地小伙子見紅軍回來了，高興地唱起了信天游:‘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當年的紅軍哥哥回來了。’從此，以橋山中段為依托的紅軍游擊戰爭，以烈火燎原之勢發展了起來。”至此，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1934年11月7日，習仲勛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工作重心由軍事斗爭轉為地方建政和發展經濟。他主持頒行土地、財經、糧食、軍事等十大政策，將嚴懲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風列為政權建設頭等大事，履行南梁政府職能，配合劉志丹軍事反“圍剿”，全面建設保衛陜甘邊區，促進了南梁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走出了一條具有陜甘邊區特色的革命根據地創建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到達陜甘根據地后，非常贊賞南梁政府面向群眾開展的工作，他說:“我們剛到陜北，僅了解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夠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干部。”

在長期革命生涯里，習仲勛一直視人民為父母，把群眾的事當成自己的事，甘愿把屁股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因而贏得了群眾的真心愛戴。

習仲勛的檔案中存有一份1942年秋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議期間黨組織對其所做的鑒定：“平時在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眾，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極其自然和融洽。也許有時他正忙著，然而他寧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藹地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

“他過去領導群眾斗爭時，常常遭遇極大的危險，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過去了。因為群眾掩護他，替他站崗放哨，替他隱蔽得很好，而且幾十里外的人專程去慰勞他……由于這一切，使得仲勛同志成為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

1933年3月至10月間，習仲勛先后擔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身負創建照金蘇區的重任。其間，習仲勛多次身負重傷，當地群眾鄭老四夫婦、陳秀貞、于得海等救助了他。

1933年5月底的一天，習仲勛、黃子文帶領政治保衛隊到薛家寨東南十多里外的北梁開會，并順便在附近征收馱運糧草。部隊行進到陳家坡附近時，突然遭到敵人重兵伏擊。習仲勛果斷決定，讓黃子文帶隊伍迅速撤離現場。自己帶著一個班的戰士留下負責掩護，阻擊敵人。在激烈的戰斗中，習仲勛身受重傷，被國民黨地方民團抓住。后在同情革命的民團小頭目周致祥幫助下乘機逃脫。習仲勛脫險后，因流血過多難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著傷口，一手支撐著身軀，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艱難地爬行。傍晚時分，習仲勛掙扎著來到柳林村貧苦農民鄭老四家中，受到鄭老四夫婦的精心照顧，他們用土方為其治病，千方百計為他改善飲食。但是，由于受傷嚴重，血流不止，傷口潰爛并發燒。習仲勛回憶說：“這天晚上，他(鄭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邊四五里的一個地方。由于一路上我兩手捂著流血的傷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時間大便不下來，頭比碌碡還大，那時多虧年輕，要不就沒命了。”

一次，村民于得海幫助受傷的習仲勛轉移到老牛村，途中遇到民團盤查，于得海告訴團丁這個人是自己雇的小工，團丁認為習仲勛手上連繭子都沒有，不像做莊稼的。于得海說這是自己雇的放羊娃，是拿鞭子的手，怎么會有老繭，團丁們無話可說，只得放行。此后，于得海又在敵人搜捕松懈時送習仲勛去薛家寨繼續養傷。后來，于得海還曾給習仲勛領導的陜甘游擊隊特務隊帶過路，做了許多有益于紅軍的工作。受習仲勛影響，于得海的弟弟于得水也經常為紅軍帶路、送信，后被國民黨民團殺害。

新中國成立后，于得海幾經思想斗爭，寫信給習仲勛，希望組織能給弟弟一個公正的結論。

1961年10月1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給于得海回信：

得海老兄:

你的來信和你弟被害材料都收到，已轉交旬邑縣人民委員會查處，俟有結果時，再函奉告，請勿遠念。

順祝健康!

弟:習仲勛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於北京

時任國家領導人的習仲勛與于得海并沒有血緣關系，卻以兄弟相稱。這封簡單復信反映出來的是不同尋常的革命友誼，也讓我們感受到了習仲勛與人民群眾如魚似水般的感情。

此外，在繁忙的國事活動中習仲勛還多次寫信問候，請曾經救助掩護照料過他的干媽陳秀貞去北京居住。他在信中說：“您為革命做出了貢獻，如今年事已高，該享享清福，做兒的也該盡盡孝道了。”1958年10月，陳秀貞在兒子王治洲陪護下，去北京住了三個月。習仲勛和家人輪流陪陳秀貞母子看戲、看電影、游覽風景名勝區，盡了一個干兒子的孝道。1960年10月，陳秀貞病逝，習仲勛發來唁電，表示深切哀悼。

習仲勛還委托夫人齊心代表他回到延安、綏德、照金、南梁、正寧、馬欄等地，慰問老區干部群眾。2000年6月，齊心專程到照金北梁小學、南梁列寧小學看望師生，隨后以習仲勛、齊心名義為兩所學校各捐資15萬元，用于改善辦學條件。習仲勛還親筆給南梁列寧小學新落成的教學樓題寫樓名。

1999年10月1日，習仲勛參加新中國成立50周年大典時飽含深情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人民是中國共產黨人執政的最大底氣。習仲勛用一生的實踐，詮釋了毛澤東給他的評價：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