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世玲 攝

我出生在紅色革命圣地——慶陽，從小在《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繡金匾》等紅色歌曲熏陶中長大。這里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在西北播下革命火種的地方，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戰斗、生活過的地方。

2016年，我參觀了南梁革命紀念館，瞻仰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作、戰斗的遺跡。我似乎看到了他們當年帶領人民為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而拋頭顱，灑熱血，浴血奮戰的身影；看到了他們為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謀劃國之大計而踱步思考的身影。

參觀歸來，我對黨更加敬慕。我在內心深處吶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我要追隨你，我要成為你的一員。我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當胸前佩戴上閃光锃亮的黨徽時，我心潮澎湃，無比激動，我感到十分驕傲與自豪。

作為一名黨員干部，作為一名在農村基層有著23年教齡的鄉村教師，在黨組織的培養下，我經歷了從普通教師到村小校長的成長過程。多年來，我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在平凡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廢寢忘食，勤奮工作。和全校師生同甘共苦，攻堅克難，打水井，修校舍，通網絡，建起了學校的第一個圖書室……將一個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校舍破爛，設施落后的農村小學打造成如今校舍敞亮，功能齊全，環境優美，書聲瑯瑯的校園。

為了給孩子們上好英語課，我主動帶頭擔任三四年級英語教學。干任何工作，光有激情是不夠的。當我第一次給孩子們上課時才發現，我原來所學的那些英語知識早已被遺忘得所剩無幾了，一個個英語單詞認識我，我卻不認識他們！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正在上六年級的女兒便成了我的英語老師。晚上，我先跟著女兒學，白天再把從女兒那里學來的英語知識傳授給孩子們。就這樣，一學期下來，四年級英語居然考了人均77.5分的成績。我知道，這和城區及周邊兄弟學校的成績相差太遠。但我卻感到無比欣慰，因為這在正寧縣山河鎮李家川村小學英語教學史上實現了“0”的突破。

2012年5月的一個下午，放學后，我急忙趕到縣醫院去陪護因腦出血而入院救治的母親。剛到醫院不久，電話那頭便傳來教導主任給我的一個噩耗：“六年級的李萬東在家中用鍘草機給牛鍘草時，鍘掉了右手的4個手指頭”。聽到這個消息，我的腦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天哪，這下完了！”這孩子的妹妹正在三年級就讀，父親患有癲癇，母親智力殘疾，孩子課外放養的兩頭牛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現在又發生這樣的事，這孩子怎么辦？這個家怎么辦？待我回過神來，將剛剛脫離危險的母親托付給主治大夫和妻子后，便與教導主任連夜騎著摩托車趕到了孩子家中。眼前的一幕慘狀令我至今難以忘卻，孩子疼痛難忍，蜷縮成一團，將血肉模糊的右手緊緊地頂在胸前，我急忙協助鄰居為孩子聯系了車輛，送往慶陽市人民醫院救治。孩子被拉走了，我的心卻久久不能平靜，好端端的一個孩子怎么頃刻間就變成這樣了呢？在這里我要特別感謝我們學校的老師。因為第二天到校，還沒等我開口，就有老師主動提出“校長，咱們給孩子捐款吧！”于是，這個200元，那個100元，學生也多則20元，少則5角，不到一天的工夫全校師生共捐款1046元。這筆錢很快送到了孩子父親的手中。我知道，這里的老師并不富裕，這里的學生更需要幫助，而他們卻在同伴最困難的時候，無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拿到錢的那一刻，我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激動和感慨，因為我拿到的不僅僅是1046元，而是集體的團結和團隊的力量。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孩子做完手術的第二天，他的妹妹失學了。當得知這一消息后，我給老師們下了死命令——必須把他的妹妹勸回來。返校后的那個學期，他的妹妹以數學91分的成績名列全班第二。那一年的7月，李萬東因住院而耽誤了畢業升學考試。于是，我又找到學區和教育局的領導，向他們說明情況，在得到了領導的理解和支持后，特批李萬東免試入學。

多年來，為了學校的發展，為了大山深處更多的孩子，我先后騎壞了兩輛摩托車，每天面對的不是塵土飛揚，就是滿身泥濘。雨天，為了完成上級領導部門交辦的任務，要么步行二十幾里山路，要么用小木棒邊走邊摳被泥濘塞死的摩托車，進城時已經是滿身泥濘，狼狽不堪。雪天，為了能按時到校，我趁月色獨行山路，摔得渾身是傷。如此的寒來暑往，冬去春來，我落下了雙腿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每到天氣變化，只能靠吃止痛藥和貼風濕膏緩解疼痛。

就這樣，在黨組織的教育培養下，黨員干部無私奉獻的精神號召著我，校長身份的使命鞭策著我，家長們的期盼督促著我，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神激勵著我。我和我的團隊默默地奉獻著，當困難被一一克服時我們也收獲著，快樂著。我深知，作為一名山區村小的校長，注定要付出很多艱辛，或許，還有很多困難在等著我……我將無怨無悔。因為我胸前的那枚黨徽，始終閃耀著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