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6年11月22日山城堡戰役結束到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正好20天時間。在這短短的20天內，敵我雙方對峙依舊，戰斗還在繼續，只不過是些局部的、零星的、短暫的戰斗，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后，戰場敵我對峙的形勢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當時國民黨軍是分三路向東進攻的，左路為王鈞部，中路為胡宗南部，右路為王以哲部，而山城堡戰役只是粉碎了胡宗南部第1師第2旅和第78師的進攻，并沒有把敵人的進攻全部粉碎。因此，就戰后的情形來看，山城堡大捷后，以山城堡為中心的北、西、南三個方向的后續戰斗仍在進行。筆者依據當年參戰的部分開國將帥所寫的回憶錄歸納出山城堡大捷后的后續戰斗，以期更加全面的了解山城堡戰役的前前后后。

山城堡戰役紀念館。 （資料圖）

北部形勢：積極備戰 待機殲敵

1936年11月22日上午10時多，山城堡夜戰全部結束，所有參戰部隊打掃戰場后迅速撤離到山城堡四周短暫休整。11月23日，前敵總指揮部將參戰部隊分為左右兩個縱隊并發出命令：“各縱隊以三天行程進至羊圈山、紅柳溝以南地區。”24日開始，參戰主力部隊即向北撤去，進入新的地域備戰。彭德懷在《自述》中說到了當時的形勢：“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個旅為左路向鹽池、定邊前進；王鈞、毛炳文兩軍為中路，向吳起、志丹（保安）前進；東北軍為右路向華池方向前進。我軍轉移至洪德城與鹽池間位置，于沙漠邊緣埋伏著，似待胡敵通過沙漠疲乏和饑渴之機，給以打擊。胡部是主力，也最積極，我如能再殲胡敵兩個旅，即可將敵人這次進攻打退。”這就是說，胡宗南并未因第78師被殲過半而停止不前。他還在調兵東進，繼續進攻。因此，紅軍就不得不轉移陣地，準備再戰。

時任紅1軍團紅2師司令部作戰參謀的開國少將黃煒華在《回憶錄》中寫道：“1936年我們在山城堡消滅了胡宗南之78師，取得勝利后，敵人不甘心失敗，企圖再集結兵力，向陜甘寧蘇區進攻。為粉碎敵人的進犯，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部隊在陜甘寧邊地區積極備戰。那時陜甘寧邊地區是個很艱苦的地方，廣闊的沙漠一望無垠，冬季狂風嘯嘯，終年流沙滾滾，徒步前進的指戰員，在這么個天氣里，行軍十分費力，向前走一步退半步，在零下十多度的嚴寒中，疾步前進，仍汗流浹背，從人體身上蒸發出來的氣，如熱鍋上的蒸氣繚繞升騰著，從口鼻中噴的白氣，在胡須上、眉毛上結了白色的霜，紅馬兒也變成了白馬。”“紅1、紅15軍團為防止敵人再度進犯，進入鹽池西南、同心城東北待機。這一帶沙漠高原，一望無際的不毛之地。紅軍在飛沙走石的茫茫沙地里行進，走一步退半步，十分艱難，天空黃沙滾滾，睜不開眼睛，只能一步一步摸索前進。經過一天行軍，才走了50多里，部隊即在沙漠邊的一條溝內安營。我們在此隱蔽待機備戰一周。各級指揮員連續看了幾天地形，研究作戰方案，本擬待敵軍再次向蘇區進犯時，在此沙漠地區側擊殲滅之……紅軍在此地區，忍饑耐寒，等待再次殲滅敵人，以保衛蘇區而戰，發揮艱苦奮斗、不怕艱難險阻的革命精神。但是敵軍吃了苦頭不敢再來侵犯而作罷。”

當時撤到定邊、鹽池一帶的主要是紅1軍團、紅15軍團、紅4軍和紅31軍。紅軍主力在此積極備戰，準備再打一個漂亮的殲滅戰。但時間不長，“西安事變”發生。彭德懷回憶說：“（12月）13日拂曉，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敵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張學良集結西安，將洛川、慶陽諸城皆放棄。我1軍團、15軍團、二方面軍之一部，及4軍、31軍開駐慶陽、西峰鎮一帶，張學良送來部分棉衣和彈藥。”

著名作家丁玲有一段回憶也證實了當時紅軍在定邊、鹽池備戰的情況。“1936年11月我到了保安。毛主席問我想做些什么，我說想當紅軍，想看看打仗。毛主席說，還來得及，還趕得上最后一個仗，可能是最后的。這樣，我就跟著工農紅軍前方總政治部北上了。這時山城堡戰斗已經結束，英勇的紅軍正在準備另一次的殲滅戰，我就準備去親身體會這次戰斗的緊張和勝利的喜悅，去品嘗一點戰爭的味道。可惜，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因為不幾天，《雙十二》事變發生了。”

西部形勢：一邊“激戰” 一邊統戰

根據戰前總指揮部的部署，紅二方面軍紅6軍團在胡家洞子附近抗擊東北軍騎兵第10師，紅81師在郭家大灣附近阻擊東北軍的進犯，紅1軍團的特務團、教導營在洪德城、環縣一線以西地區，遲滯東北軍。西部戰場的任務是抗擊和阻止東北軍對我陜甘寧根據地的進攻，保障紅軍主力在山城堡地區對胡宗南部的殲滅戰。部署在西部的紅軍部隊都圓滿地完成了阻擊任務，為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時任紅81師政治委員的開國少將李赤然回憶說：“我紅81師奉命抗擊敵右路軍第67軍的騎兵軍。我們從10月底從黑城鎮開始抗擊，每天只準敵人前進三十里以內，而使其中路軍側翼暴露，造成我軍夾擊之勢，便于我主力紅軍在有利地區內殲滅敵中路軍的胡宗南部。”“11月23日，我抗擊部隊在無線電通報中得知，我主力紅軍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將胡宗南主力第78師第232旅的全部和234旅的兩個團殲滅。這個振奮人心的喜訊立即傳到各個部隊的各個角落。我師在河連灣抗擊陣地上頓時沸騰起來。人們唱啊、跳啊，歡歌笑語響徹山谷。”

開國上將、時任紅81師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在《西征戰役中的政治仗》一文中說得更為清楚、詳盡：“1936年12月初的一天，我正領導師直機關干部在學習‘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的形勢’和‘爭取東北軍一致抗日’的有關文件材料，聽著干部們熱烈討論、爭論的時候，突然接到指揮部的通報：東北軍王以哲部第129師正從西往東向我李旺堡方向推進，要求我81師做好阻擊，遲滯東北軍前進的行動準備。”“我師的領導干部開會研究，分析當前的形勢，一致認為：11月21日我紅軍主力發動山城堡戰役，進攻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隊時，東北軍按兵不動；現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多日，東北軍才姍姍來遲，目的可能不在爭奪山城堡，而是蔣介石逼著他們向我軍進攻，奪回我軍西征時赤化的豫旺堡、環縣、慶陽這一帶地區。”“這一仗怎樣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不打內戰；同時，做好阻擊的戰斗準備，以防不測，并將戰斗情況及時報告指揮部。”“當時我師扼守在李旺堡東南十幾公里的山地一帶。這里一道道山梁都是南北走向，我紅軍從西往東邊打邊撤，山梁便自然地成為我軍的一道道屏障，便于設防。”“大約在12月6日左右，東北軍第129師的先頭部隊開始接觸我師陣地。文師長立即部署四個連的兵力據守四個山頭，兩側還派出小分隊作偵察、警戒，其余連隊為后備隊，邊待命邊制作宣傳品，防御正面比較寬。開始接觸時，雙方都很謹慎，東北軍打了一陣槍后，才慢慢向我軍陣地接近；而我軍一般不打槍，待東北軍靠近陣地時，才對空鳴幾槍，并大聲喊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紅81師每天都在阻擊東北軍的進攻，每天都在打仗，但每天都沒有傷亡，每天還要撤退十幾里，并要給東北軍讓出大一點的、好一點的住宿地方。每撤出一個地方，各處都寫滿了標語和口號；白天一邊打仗，一邊戰場喊話；到了晚上，雙方又派代表互相往來，交談聯歡，從士兵發展到班長再到連長、營長、團長，人數從幾個到十幾個再到二十幾個。正如李志民講的：“這樣，我們師同東北軍129師白天‘打仗’，夜晚聯歡，‘激戰’五六天，雙方無一傷亡，真是一場奇特的阻擊戰。”“12月13日清晨，我軍前沿陣地發現東北軍第129師已經全部撤走，陣地上留下許多‘紅軍弟兄們，再見！’‘紅軍弟兄們，抗日前線再見！’的字條。不久，我們師就接到指揮部來電，得悉‘西安事變’發生。全師指戰員個個精神振奮，營區內外歡聲雷動，比打一場殲滅戰更加令人歡欣鼓舞，心花怒放。”

環縣河連灣陜甘寧省委省政府舊址紀念館。 （資料圖）

南部形勢：曲子為界 阻敵前進

山城堡戰斗結束后，駐守在慶陽（今慶城）縣城的東北軍為配合北線胡宗南部對紅軍的進攻，向北推進，準備進占曲子、環縣、洪德城等地。11月26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二方面軍紅6軍團軍團長陳伯鈞為南路指揮、賴傳珠任政治委員，指揮曲子一帶紅軍部隊作戰。參加南部作戰的部隊主要是陜甘寧獨立師和紅軍大學第二分校的學員。陜甘寧獨立師的領導人是：師長姚喆、政治委員黎林、參謀長尹國赤、政治部主任周芝光。紅大二分校的領導人是：代理校長周昆（正式校長為劉伯承）、政治委員袁國平。這個時候的紅大二分校是由紅二方面軍隨營學校、紅四方面軍隨營學校和原紅大三科合并而成的。陜甘寧省委軍事部部長肖勁光也參與南線阻擊戰的指揮領導工作。

據《陳伯鈞日記》記載當時的戰斗情形。

“11月26日，時，東北軍企圖進占洪德城、環縣、曲子。”

“11月27日，我則被派曲子，協同獨立師阻止沈師。到孟家寨午餐。接獨立師報告說，曲子前面已發現敵人，當即令隨校準備參戰。午飯后去曲子。時敵已逼近曲子城。”

“11月28日，作戰，由孟家寨至李家塬、高家崾峴之線，約25里。昨晚敵人已退出曲子，我們以獨立師一個連占領之。今日我遂決定以主力迂回敵之右側背，相機打擊之或夜襲之。晨四時部隊開始運動。七時許，各部始到李家塬附近。以獨立師主力及隨校主力組織突擊隊，由徐家塬擾敵之右側背，而獨立師及隨校之一小部在正面牽制敵人。”

“11月29日，……晨，將隨校位置白馬廟附近，以獨立師主力控制高家崾峴、郭子園兩點，以一小部分向敵人偵察警戒，獨立營調正面大道任牽制任務。是日，各部進行解釋鼓動工作。晚得悉，三科主力已南來參戰，并要獨立師首長姚喆當晚去面談任務。”

“11月30日，……午，三科（改為教導師）派員來此傳達今夜襲擊敵人的任務。午后，警戒線上發現敵人，系敵之少數偵察部隊。晚飯后，三科同志才來此看地形，但時間已晚，部隊又未到齊，干部未進行地形偵察。當即決定，改于次日夜襲曲子之敵。”

“12月1日—2日，作戰。徐家塬之線至高家崾峴、孟家寨，約四十里。……晚，教導師、獨立師主力及隨校，均經徐家塬，襲擊五里橋到曲子間之敵，因事先偵察不詳、夜色太明，突擊點選錯，因此襲擊無效。是役給曲子五里橋之敵以相當威脅。二日拂曉前，我方全部撤至原地休息。”

“12月3日，行軍。由孟家寨經殷家橋到木缽，約25里。”

“12月4日，駐軍。……適省委富春同志，軍事部肖勁光同志來此，商量作戰布置問題。”

12月5日、6日、7日，部隊駐軍在殷家橋。8日移至馬家崗子。“午，聽前面十余里處有零星槍聲，大約系敵之偵察游擊部隊。為配合獨立師及主力紅軍的行動，午飯后去韓家塬、宋家塬一帶看地形，決定以后的配備及重新部署：第一步是以偵察游擊方式威脅敵人，使其處于被動防御地位，不敢隨便前進一步；第二步是配合獨立師及主力紅軍的動作。”直到12月15日前都駐軍在馬家崗子。13日，得知“西安事變”消息。14日午間得悉，曲子附近之東北軍已全線退至慶陽縣附近，東北軍第106師沈克部派出一人前來與紅軍商談今后問題。

開國政要、時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子意的日記中也有簡短記載：“11月27日，敵106師（沈克部）進攻曲子，因我獨立師力量不集結，無很好準備，倉促應戰，致曲子失去。晚敵又退出曲子。”“11月28日，本日我1、2、3、4、6連，開赴曲子參戰；我率上級科、高級班開赴木缽，與三科合并。敵機轟炸曲子附近十余次。”“12月1日，本日夜襲曲子未成。”

由于南線部隊的積極阻擊以及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深入宣傳，東北軍未能越過曲子鎮，從而有力地鞏固了山城堡戰役的成果。尤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發生后，形勢則出現了有利于紅軍的根本性轉變，這一新的形勢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