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1473－1530），是出生在慶陽府安化縣（今甘肅省慶城縣）的著名詩人。他與何景明、徐楨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一起，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雖后為公安派所更迭，然李夢陽個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仍不可撼動，其作品文本仍具有權威性。但嘉靖時期編修的《慶陽府志》和乾隆時期編修的《環縣志》，都對李夢陽的《靈武臺》一詩做了文字修改。

李夢陽《靈武臺》原詩這樣寫道：“環縣城邊靈武臺，肅宗曾此辟蒿萊。二儀高下皇輿建，三極西南玉璽來。衣白山人經國計，朔方孤將出群才。可憐一代風云際，不勸君王駕鶴回。”有記載說，這首詩是李夢陽赴寧夏慰勞戍邊將士途經環縣時所寫。除了《靈武臺》，他同時還作了《環縣道中》一首：“西人習鞍馬，而我憚孤征。水抱琵琶寨，山銜木缽城。裹瘡新罷戰，插羽又征兵。不到窮邊處，那知遠戍情。”把這兩首詩放在一起就可以表明，李夢陽完全是對沿途的景觀風物施以細致的觀照與載錄，其筆下出現的地名及方位應該都是親眼所見而非虛構附會。

在明清時期所編選的各種李夢陽詩文集包括李夢陽本人編集、嘉靖四年刻印的《弘德集》中，《靈武臺》一詩的文字都沒有任何差異和變化。清代沈德潛編的《明詩別裁集》以及今人編的《寧夏歷代詩詞集》（楊繼國、胡迅雷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李夢陽詩選》（張兵、冉耀斌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也都非常準確、一致地選錄了李夢陽的這首詩，說明這首詩確實是李夢陽的代表作，而且詩句文字沒有任何改變。

可是，在嘉靖年間，由慶陽籍進士傅學禮以及時任慶陽知府的楊藻鳳共同主持編修出版的《慶陽府志》卷二十“藝文”中，所收錄的李夢陽《靈武臺》，卻把“肅宗曾此辟蒿萊”的一句，改成了“肅宗即位披蒿萊”。“披”與“辟”的意思相近，“辟蒿萊”和“披蒿萊”都有開辟基業之意，這都不用深究細辨，但“曾此”與“即位”盡管意義差別不大，卻因為“即位”二字后面連帶著非常具體的歷史事實，而且還存在地理位置的歧義，其包含的情感就大不相同了。

歷史記載，唐肅宗在大將郭子儀等人的輔佐下，在靈武臺即皇帝位，并且點兵調將，開始收復被叛軍占領的唐朝疆土。《新唐書·玄宗紀》說：“（天寶十五年）八月壬午，大赦，賜文武官階、爵，為安祿山脅從能自歸者原之。癸巳，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靈武，以聞。”《資治通鑒·唐紀》卷二一八也說：“是日，肅宗即位于靈武城南樓，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可見唐肅宗在靈武臺登基是沒有疑問的，那么靈武臺又在什么地方呢？按李夢陽原詩“環縣城邊靈武臺”所寫，靈武臺就在今天甘肅慶陽環縣城邊。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唐肅宗舉行登基儀式的靈武臺在寧夏境內，以致于清代侯士驤的《靈武臺》，就把靈武臺以及唐肅宗登基之地“轉移”到了到寧夏靈州。今天，寧夏不僅有行政建制靈武縣（后撤縣設市為靈武市），還建有靈武臺。楊繼國、胡迅雷等人把李夢陽的《靈武臺》收進他們所主編的《寧夏歷代詩詞集》中，顯然也認為唐肅宗登基的靈武臺在寧夏。也許在明朝嘉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靈武臺到底在慶陽還是在寧夏的爭論，作為慶陽歷史“代言人”的《慶陽府志》就一方面明確說：“靈武古臺，在（環）縣東北二里。”并引宋代《太平寰宇記》作證：“慶州有靈武城，在馬嶺北。即此。相傳唐肅宗即位處。有拜將臺，下有養魚池，形蹤宛然。”另一方面，則干脆把李夢陽原詩“肅宗曾此辟蒿萊”改為“肅宗即位披蒿萊”，用“即位”二字強調說明，唐肅宗不僅是在位于環縣的靈武臺點兵調將的，而且就是在這里登基的。當然，為了讓這種理解顯得更加合理自然，《慶陽府志》在《靈武臺》后，緊接著收錄了李夢陽的《環縣道中》，言下之意靈武臺既然是李夢陽途經環縣所見，他的敘述一定是真實可信的。《慶陽府志》的這一番操作，既坐實了唐肅宗在位于環縣的靈武臺登基的觀點，也顯示了環縣作為唐朝復興之地的重要意義，記錄和宣傳慶陽（環縣）的目的達到了。

嘉靖《慶陽府志》和乾隆《環縣志》，還把李夢陽《靈武臺》中“朔方孤將出群才”之“出群才”改作“濟時才”，“可憐一代風云際，不勸君王駕鶴回”，改為“只為人子西征去，圣武神功益壯哉”，這同樣是由于方志的編修者為了美化家鄉而進行的人為修改。“朔方孤將出群才”的上一句是“衣白山人經國計”，按照中國古代詩歌的創作規則，把“出群才”改為“濟時才”，就和“經國計”對應得更工整、更奇妙。也許方志的編纂者認為李夢陽原詩寫得還不夠到位，會讓人產生誤解，于是就在維護地方利益的前提下，直接替李夢陽做了修改。“可憐一代風云際，不勸君王駕鶴回”，被整句換做“只為人子西征去，圣武神功益壯哉”，讀起來感覺氣象和語氣有所減弱，但殺敵報國、建功疆場的雄心壯志卻體現得更加突出，這樣就更符合當地人心目中的唐肅宗及所有英雄人物的形象。為了提升李夢陽的文學地位，優化當地在外部視野中的地域形象，由當地行政官員主持、參編的《慶陽府志》和《環縣志》，就這樣對李夢陽作品的字句進行了比較主觀的修改。

嘉靖時期編修的《慶陽府志》和乾隆時期編修的《環縣志》對李夢陽《靈武臺》字句的改動，看起來非常主觀武斷，缺少合理性，但其實反映的正是中國古舊方志的普遍情況。一般認為，地方志是規范性的歷史文獻，因此要恪守史實、遵循體例，不可損益文本。從功能屬性上看，地方志兼具地方文化傳播和地域形象構建的使命，其重要的職責就是向本地社群、外部受眾和上級行政彰顯特定地域的獨特文化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其編纂實踐常呈現“史實性”與“地方性”的矛盾。即便存在一定程度的體例突破或客觀性偏差，在地域形象塑造的核心訴求下，往往被視為可接受的權衡。所以，地方志的編纂者明知此類處理雖有違史筆規范，仍愿承擔后世批評的風險，以實現地域文化價值的強化與聲譽的增益。這種以地域認同為內核、服務于地方文化建構的編纂取向，雖然對于讀者準確了解一個地方，認識具體的史實有一定的誤導，卻能夠強化鄉土情感，引導人們在尋常地域中發掘并建立自己的審美，實屬具有正向價值的鄉土實踐，彰顯了向上向善的價值取向，所以具備提倡與弘揚的合理性。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及各類鄉土文獻，均鮮明呈現此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