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萬軍

年歲越是增長，越是喜歡憶舊。一切過往，經過時間的沉淀，都會成為珍藏。

記憶中支離破碎的片段，封存在歲月長河中，模糊又清晰，似遙遠又近在咫尺。記憶中的那些人、那些事，時不時會在眼底心下浮現出來，親切之極。

原生態的鄉村和村民，經歷時光的淘洗之后，竟然意外地戴上了文藝的濾鏡。

初見表叔媽曹玉蓮，她正在大隊的場院里演出。她是大隊唱樣板戲的女主角。劇情簡單，是推車去交公糧或者往莊稼地里運送糞肥。只見她手持支撐鍋籠屜的木架子，模擬推車的動作，靈活的步伐，輕快的姿態，清澈的嗓音。小學里的劉老師拉著二胡給伴奏。這個小戲是大隊里自主編排的本土化特色濃厚的節目。表叔媽是文藝骨干，人是干練利落，能唱能跳；劉老師是文藝多面手，本職工作是教學，在學校是全科教師，幾乎沒有他帶不了的課。教學之余，他承擔了大隊的文藝宣傳工作，能畫能寫，擅長樂器，往往集編導、表演、美工、配樂于一身。

《智取威虎山》是我們大隊里久演不衰的保留節目。條件所限，不能演全本，只能表演最精粹的“打虎上山”這一段。道具服裝都是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廟莊大隊里李家的那些表叔們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他們都扮演解放軍戰士，老棉襖外面套上自制的綠軍裝，帽子上、領子上都縫著用紅塑料紙剪出來的五角星、紅領章；用顏料把臉蛋抹得紅彤彤的。他們手持著木頭做的刀或者槍，槍是用紅漆刷了，訂上黃帆布做的背帶，背在肩上；刀身刷上黑漆，刃口刷上銀粉，倒也做得逼真。這樣裝扮起來，也很威武很有氣勢。劉老師扮演座山雕，他按照自己對角色的理解，自由發揮。做著夸張的動作，捏著嗓子發出尖細又沙啞粗糲的聲音，愣是把座山雕演出了小爐匠的效果。看多了我們小孩子也學會了。不可否認，在文化生活極其匱乏的年代，那些粗陋的小節目仍然能帶給我們很多快樂，豐富了我們的精神生活。

再過幾年，我升入了大隊小學。由于離家較遠，而曹玉蓮表叔媽家就在學校旁邊，我們家和表叔媽家沾親帶故，家里就安排我借住在他們家。表叔媽家里人口少，他們兩口子都是很會過日子的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凈整潔，做事有條不紊。他們也講究生活品質，晚上忙完農活之后還要做一頓夜宵，叫我一起吃。有時候做一頓雜糧面條，調上熟好的蔥花，香氣撲鼻；有時候是饃饃米湯，配上精致的小菜。表叔小名叫“和氣兒”，人如其名。他們家孩子少，所以喜歡孩子，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視如己出。晚上睡覺的時候，我的棉褲太緊，脫不下來，表叔一邊幫我往下拽，一邊抱怨我媽做的褲子太小、太緊。

在大隊小學里，劉老師正式成了我的老師，當年樣板戲里扮演解放軍的那些表叔們，他們的孩子都是我的同學。廟莊大隊不大，人口也不太多，所有人都有七拐八彎的親戚關系，都有稱呼也都有輩分。我見年老的叫表叔爺，見年輕的叫表叔，基本上都不會錯。離學校近的同學，每到吃飯的時候都能回家吃飯，也都邀請我到他們家里改善伙食。于是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當年扮演“解放軍”的這些表叔們，品嘗他們家里或豐或儉的飯食。在這一段時間里，我深切感受著廟莊大隊里濃厚而溫馨的人情味。世易時移，“樣板戲”也漸次退出了鄉村舞臺，我的表叔們都完成了由草根明星到專業農民的徹底還原。昔日的道具刀槍被架在我們教室的房梁上，被我們班的同學用掃帚挑下來成為我們的玩具。

小學同學李省委邀請我去他家，我于是有機會接觸到他爸爸李維倉表叔。李維倉表叔是個了不起的皮影藝人，他靈活的手指能同時操作三四個牛皮娃娃做各種動作：磕頭、作揖、打斗……動作靈活流暢至極。與眾多的社員相比，李維倉表叔的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所以他給孩子們取名都與眾不同：省州、省縣、省委。省委最小，就是我的同學。李維倉表叔推著自行車，捎上他的全部家當，走村串戶進行他的演出。他的演出掙不了錢，純粹就是出于對皮影戲的熱愛。每次演出，到人家的窯掌里支起亮子就能開演，觀眾擠滿窯洞觀看。李維倉表叔的演出團隊人不多，連他在內也就三四個人：二胡一人，板胡一人，鑼鼓梆子一人，然后李維倉表叔一邊操作皮影一邊唱，他能做到“一趕三”，一人包攬所有角色的唱詞及說白。李維倉表叔演皮影的時候經常喜歡脫開劇本自由發揮，把臺詞改成大家都能聽懂的方言土語，這種“土味皮影”很接地氣，變成了鄉民們喜聞樂見的形式，讓人忍不住想請他抽兩袋旱煙。

再過幾年，改革開放了，我們城關公社改成了老城鎮，廟莊大隊也變成了廟莊村。那年冬天，鎮上給我們廟莊村撥了一筆經費，讓村里排演社火。這時候村里那些表叔、表叔媽們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們紛紛粉墨登場，又演起來了。因為經費有限，道具之類能簡則簡，不少還需自制。龍燈的龍頭是用葦稈扎結然后用紙裝飾的，龍身是很長的白綢制作，鱗片是劉老師一筆一筆畫出來的；獅子是用麻纖維編起來的，倒也威武；燈籠也是葦稈扎好糊上紙，里邊點的蠟燭也是用蒿子稈做燭芯、用羊油做的燭身，純手工制作的。戲裝只有簡單的頭飾，一圈絨球往頭上一裹，連包頭布都沒有，光頭都露出來毫不遮掩。面部掛上髯口，披一條紅被面當作披風，稍微講究一點后面還背著四桿護背旗，這就是一個武將的全部行頭了。化妝也就是將就著給臉上胡亂抹點或紅或黑的顏料就夠了。至于里邊還露出原本穿著的黑棉襖、棉褲、腳上穿著棉窩窩鞋，直接就現了原形了，就像神話小說里那些修為不高不能完全化形的神魔。兵器，都是用幾根竹枝并起來用布條纏綁起來作為刀槍的桿，刀槍的主體部分用木板修出形狀，粘貼上煙盒里拆出的錫紙，弄得閃閃發光，寒氣逼人。

經費不足、道具的粗陋并不妨礙節目內容的豐富、演出效果的精彩。鼓點響起，演員們在打麥場紛紛登場，揚起兵器，架勢很足，《三英戰呂布》《趕坡》《金沙灘》依次上演，踩踏得塵土飛揚，圍觀的人指指點點大聲喝彩，氣氛熱烈。在上演這些武把式的間隙，也穿插一些逗笑的小品、民歌小調。王文寶表叔是我同學王小蘭的父親，他兩片厚厚的大嘴唇偏偏就是能說會道，一雙大眼睛骨碌碌轉起來顯出一股靈氣，眉飛色舞配合肢體動作把角色都演活了。

有時候會特邀一些客串表演的，比如請趙塬村的武術大師孫老四來露兩手。孫爺爺是名揚十里八鄉的傳奇人物，據說年輕時曾經潛入土匪窩里偷了土匪的馬，土匪追上來的時候，他一拳上去把土匪手里端著的長椽打成了亂飛的木渣子，震懾了一群土匪，然后就威名遠揚了。那時候曾經有機會見過孫爺爺一面，老人家和我外爺交好，那年他七十多歲，挑了一擔水果給我外爺送來，氣定神閑，身體硬朗。

廟莊村的社火隊組建起來以后，很快就火得一塌糊涂。正月里翻溝過嶺，挨家挨戶給舞獅子，禳院；然后在鎮上的廣場里表演。正月十五的時候，還組起了彩車隊伍到鎮上“搞踩街”活動。隊伍有點雜亂，手扶拖拉機、蹦蹦車、毛驢車，經過簡單的裝飾，沿街走過去，各店鋪都或多或少送來瓜子、糖、香煙、現金慰問，算下來倒也掙得盆滿缽滿。王文寶表叔無疑是社火隊里的靈魂人物，路過各單位各門店時，都能隨機編出幾句四六句子，既押韻合轍，又應時應景，都是好彩頭。讓各位店主聽得心中歡喜，圍觀的群眾也紛紛叫好。

社火盡管簡單，但也是我們這個并不富裕的鄉鎮傾盡所有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節目了，也有效地填補了鄉村文化生活的空白，給相對貧乏的精神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社火展演使得廟莊村的社火聲名大振，也使王文寶表叔成了聞名方圓幾十里的草根明星。

再后來，我上了大學，遠離了我熟悉的鄉村，暌違了老家的各類文藝節目，有機會見識了高規格、高級別的專業文藝團隊的演出，眼界開闊了，再憶及當年看過的鄉村文藝節目，感覺就粗陋不堪、土得掉渣，讓人慚愧不已、羞于提及。

但是，后來讀書漸多，我對鄉村的那些文藝節目又有了新的認識。那些耳熟能詳的鄉村小曲竟然在路遙的小說里、在陜北民歌里屢屢見到。“送妹送到大路旁，上河里鴨子下河里鵝……”居然和電影《人生》里的主題歌有高度的重合；這些鄉村小調竟然有如此不凡的來歷。“正月里凍冰立春消……”本土歌唱家楊彥梅唱出來自然是優美動聽的，但是用當年王文寶表叔粗糙沙啞的煙嗓唱出來又別具風味。

其實，鄉村小曲，本來就是口耳相傳的一種文化傳承，也是源遠流長的人類文明的口頭歷史記憶。至于文藝形式的雅與俗，本無分明的界定，也沒有孰優孰劣的定論。所謂“風俗”“民俗”天然就帶有一個“俗”字。有些高雅，免不了裝腔作勢、故意做作；看似村俗，卻往往真率自然，充滿生命的張力。而很俗的東西，未始不能轉化為高雅。細究起來，《詩經·國風》以及唐詩宋詞的原始狀態本來就是發源于民間，就是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曾經在京城培訓時有機會欣賞歐洲名曲的演奏，聽著聽著竟然就睡著了。慚愧之余，也想起不少世界名曲也大多來自鄉村、來自民間。那些小夜曲、搖籃曲之類也脫離不了人間煙火之氣。對于鄉村文藝、鄉土文化，我也經歷了“初看山是山，再看山不是山，又看山還是山”的認識過程。

時過境遷，村里當年曾經參與不同時期文藝演出的那些風云人物，那些表叔們、表叔媽們，也漸次凋零。要么已經七老八十，要么已經不在人世，文藝團隊也后繼乏人，失去傳承。當年文藝演出的轟動效應逐漸湮沒無聞、盛況不存。

鄉村文藝，有盛衰變遷，這是必然的規律。但是我還是堅信，那些文藝基因必然還封印在鄉民的血脈里，留存在鄉村田園的土壤中，生生不息，一旦遇到合適的時機，一定會發芽破土，復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