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動機

　　一段時間以來,以“家庭做的飯多出來一份,正好有償共享給想吃的人”為宣傳語的APP火爆市場,簡而言之,就是家庭做飯菜供應不特定人群,“家庭廚房外賣”這一概念頗受追捧。然而,關于“家庭廚房外賣”的監管問題一直備受爭議。面對這種頗受市場歡迎的共享經濟形式,如何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圍繞這一話題,《法制日報》記者與業內專家展開了對話。

　　對話人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　　　　　　　　　　　　　朱　毅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后、中國法學會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孫娟娟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記者:根據食品安全法規定,在我國境內從事食品生產和加工,食品銷售和餐飲服務等食品經營行為的,均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確保食品安全。

　　“互聯網+”模式下的“家庭廚房外賣”,顯然不只是為自己家庭成員提供餐飲的私人廚房,而是向不特定公眾提供網絡訂餐服務的經營活動。“家庭廚房外賣”本質上依然是賺取利潤的經營行為。由此,很多人提出,“家庭廚房外賣”不能因為冠上了“家庭”這一名號就游離監管之外,逃避應有的法律責任。

　　孫娟娟:的確如此。“家庭廚房外賣”可以說是目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外的食品安全隱患。之所以是隱患,因為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很難確定其是否符合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包括原料來源、廚房衛生、食品制備過程中的添加物、從事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工作人員的健康狀況等。

　　對于依法登記并獲得許可的食品生產經營者而言,其不僅需要通過內部制度履行上述法定要求,也有主管部門通過檢查、抽檢等方式保證其合規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家庭廚房外賣”的無證無照,其送貨也無法通過現有規范化的網絡平臺和配送公司進行,因此,這也加劇了其在外賣送貨過程中由于保存不當導致的食品安全隱患。

　　記者:相對于借助臨街商鋪從事餐飲服務的酒店、飯館等傳統餐飲經營行為,“家庭廚房外賣”設在社區居民樓,比較隱蔽。因此,監管的力量難以有效觸及,形成全覆蓋式監管,導致現實中的“家庭廚房外賣”處于監管盲區。

　　朱毅:你可能知道是誰做的,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做飯的這段時間處于一個怎樣的健康狀況,還有他做飯的場所也是動態變化的,昨天可能很干凈,但今天是否受到污染你不清楚。他是怎么樣儲存食材的、又是怎么樣運輸的,這些細節缺乏規范,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個安全隱患。

　　孫娟娟:“家庭廚房外賣”沒有法律界定,在于其本身是互聯網發展下的新生事物。相對而言,由于法律立法程序復雜、耗時冗長,其滯后性是不可避免的。對此,如何通過法律的立、修、釋來規范“家庭廚房外賣”,是目前食品網絡經營立法的重點。

　　朱毅:由于沒有納入行政部門的管理范圍,“家庭廚房外賣”的經營行為不適用國家食品安全監管法規,靠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會有不少漏洞。不過,政策是人為制定并為管理服務的,把“家庭廚房外賣”納入常態監管,探索“家庭廚房外賣”的管理對策。

　　就法律規范來說,法律一般具有滯后性,很多法律規范的出臺都是在新事物出現之后。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關鍵是事在人為。這就需要在現有法律規定層面,有關方面要盡可能通過釋法等路徑,對“家庭廚房外賣”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盡可能滿足社會的實際需求。

　　記者:在走訪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家庭廚房外賣”的優勢,遠比我們想象的多。比如,可以讓暫時沒有工作的廚藝高手一展身手,擴大社會就業渠道；讓那些沒有資金或膽量投資餐飲業的市民,獲得一定收入；富有個性的特色私房菜,可以滿足不同食客的需求。事實上,合法餐飲業經營者,監管部門也不一定就能省心。畢竟食品安全事故出現后,老板一走了之的現象并不少見。

　　孫娟娟:就像你說的,作為分享經濟的一種模式,“家庭廚房外賣”使得個體可以利用廚藝佳、空閑多的個人資源進行共享,在產生經濟價值的同時也使得該個體獲得分享的快樂。相應的,多樣性、便捷性也使“家庭廚房外賣”深受歡迎。

　　正因為如此,“家庭廚房外賣”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潮流,并由諸多的APP為其提供互聯網平臺的服務。

　　誠然,這為個體創業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契機,但基于上述安全的考量,對“家庭廚房外賣”采取監管彰顯了安全保障優先的理念。退而言之,即便可以通過備案等簡化的監管方式將“家庭廚房外賣”納入監管體系,“家庭廚房外賣”所具有的“散戶”形式也會加劇監管的難度。在這方面,也需要通過風險交流,告知消費者有關“家庭廚房外賣”的安全隱患,使其更好地在美味、便捷、安全之間做出合理選擇,畢竟,消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環節,消費者也要自覺選擇有安全保障的食品,來保障自身的健康。另外,應鼓勵更多的個人或者行業內部人士舉報“黑廚房”等違法行徑,通過打擊這些違法行為,確保線下食品的安全,而這是保障線上食品安全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