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0歲的沈鈞儒在北京逝世。時任共和國副主席的董必武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時曾這樣評價:“沈鈞儒先生所走過的道路，是知識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鈞儒先生是一切愛國知識分子的光榮榜樣。”作為近代中國著名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沈鈞儒歷經晚清、中華民國和新中國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管風云如何變化，政局如何動蕩，他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接受新事物、新觀念，甚至新考驗，不斷更新知識結構。他從清末進士到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如同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常青藤，創民國法律人之最，也創民國知識分子之最。

其實，沈鈞儒與法學結緣，多少有些偶然。

1904年春，北京故宮保和殿，29歲的沈鈞儒通過會試后，在這里參加由最高統治者親自組織的殿試，名列二甲第75名，賜進士出身。一年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批準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呈遞的《請廢科舉折》，廢除在中國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科舉制度，沈鈞儒也就成為有清一朝、乃至科舉制度建立以來的最后一批進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多少代人夢寐以求的榮耀，雖然是“末代進士”，但至少是對他“十年寒窗”的肯定。

不過，歷史也給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清朝科舉，道德文章固然重要，但有些時候，還要取決于評卷人和主考官的感性因素，比如個人好惡。例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同樣是保和殿，太陽已經落山，可一名叫劉鳳誥的士子還沒有答完卷，時任禮部尚書常青見其書法工整遒勁，點蠟燭讓其答完，后劉鳳誥高中探花。此后就有了以“楷書取士”的說法，誰的書法工整，就有可能排名在前。可是，到了最后一次科舉，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沈鈞儒一手工整的小楷卻沒有落到好。沈鈞儒參加殿試的閱卷人是當時工于書法的徐世昌，他認為，“在這個時代，這人尚斤斤計較于楷書之工整，實在要不得”。于是，沈鈞儒被安排在刑部(1906年更名為法部)貴州司任主事，而與末代翰林無緣。當然，正是這一陰差陽錯，成就了一代法學大家。

如果說科舉制的成功是沈鈞儒人生的起點，那么次年赴日本留學，學習并接受西方近現代法治思想，就成為沈鈞儒人生的第一次轉折。在東京日本私立法政大學速成科期間，沈鈞儒系統研習西方近代法律知識，初步完成了傳統科舉教育與近代西方分科教育的結合，為日后從事立法、司法工作打下堅實基礎。他以此為起點，積極參與清末立憲運動，起草《民選議院請愿書》，呼吁建立民主政治，倡導人民應該享有參政的權利。正如其在《我的生平》一書中所言，“民國以前的憲政運動，可以說是由我開頭的”。民國以后，步入盛年的沈鈞儒，法治思想更加成熟和務實，參與“天壇憲草”的起草，盡管該憲法草案遭到袁世凱的干涉而流產，但其立憲思想與《臨時約法》仍一脈相承。

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期間，他先后提出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請政府重申前令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并參與提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主張實行民主政治，特別是主張法治，反對人治。他引用韓非子“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來論述實行法治對國家強盛的重要作用。

或許正是這些成就以及不斷求索的精神，沈鈞儒被毛澤東視為黨外摯友。于是，在1949年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上，銀髯飄逸、精神抖擻的沈鈞儒站在毛澤東的身后，共同見證了一個偉大的時刻。他也確實不負眾望，新中國成立伊始，即擔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為新中國法治建設，特別是審判實踐殫精竭慮。1954年，80高齡的沈鈞儒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推舉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制定共和國第一部憲法。此時，距離他出任晚清刑部主事，整整過去了50年。

在法律實施層面，沈鈞儒曾經作為一名執業律師，為維護人民自由權利積極奔走。1931年2月，為鎮壓當時國內星火燎原般的“赤色分子”和愛國主義者，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并以危害民國罪為名大肆搜捕、監禁、殺戮革命者和愛國者。沈鈞儒因敢于為當時所謂的政治犯辯護，被譽為上海灘剛正不阿的“政治律師”。也正因為此，1936年11月23日，其與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七人，被上海當局以“托名救國，肆意造謠，削弱人民對政府之信仰”為由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

在民國知識界，沈鈞儒一生以愛石藏石品石聞名，其奇石藏品之豐富，品鑒之獨到，足以令他人欽佩。他將自己書齋取名“與石居”，并以“吾生尤好石，謂是取其堅”終身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