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賦予胎兒一定的民事權利能力?除了延續繼承法中保留胎兒繼承份額的規定,胎兒還享有哪些權益?胎兒遭到侵害,等他(她)存活之后能否就損害請求賠償……民法總則草案公布后,其中關于胎兒利益的規定引起了輿論熱議。

　　民法總則草案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的保護,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出生時未存活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草案主要是從兩方面對胎兒利益進行保護:一方面,從繼承的角度,要為胎兒保留必要的繼承份額,體現了特留份制度。同時,還保障了胎兒接受贈與等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造成侵權之后,例如在出生前因不當行為導致胎兒的出生缺陷等,胎兒出生之后可以獨立請求賠償。

　　“傳統民法對自然人權益的規定,通常是始于出生、終于死亡,胎兒利益保護在這種立法模式之下就無從談起。而民法總則草案將民法對人的關懷往前延伸到胎兒,是尊重生命和生命平等法治理念的體現,進一步彰顯了民法的人文關懷理念。”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中國民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助理王雷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從個別列舉式到概括模式

　　民法通則中“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的規定,使得出生與否成為判斷自然人有無權利能力的標準。按照這一規定,胎兒顯然并非民事權利主體,但是,胎兒往往被動地與外界、與他人發生各種事實上的或者在可預見的未來極有可能發生的聯系,這些聯系必然在胎兒出生后繼續影響其本身。

　　然而,對于胎兒利益的保護幾乎很難在我國法律中看到。雖然在繼承法中有保留胎兒繼承份額的規定,但除此之外,我國法律對于胎兒利益的保護少之又少。

　　“繼承法的規定僅僅體現在對胎兒繼承利益的保護方面,而無法涵蓋胎兒利益保護的全部領域,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會涉及到贈與、胎兒健康利益受到侵害的法律救濟等問題,繼承法這種個別列舉式的保護,并不足以實現對胎兒利益的全方位保護。”王雷對記者指出。

　　現實生活中的情況也確實如此。

　　隨著社會發展和公民權利意識的提高,社會生活中關于保護胎兒其他各種利益的現實需求越來越多。8月9日,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胎兒”為審判理由搜索詞,搜索到涉胎兒民事案件2036件,案由涉及醫療損害賠償、人身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侵權行為等不一而足。

　　“胎兒能否接受贈與、能否享受合同利益,胎兒在母體中因醫療事故、環境污染等受到損害的,出生后有無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客觀上需要進一步予以明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祁建建指出。

　　當法律中少之又少的規定遇上現實中越來越多的需求,對于胎兒利益保護的呼聲日益強烈,正因為如此,當這一規定被寫入民法總則草案之后,輿論之中“激起千層浪”。

　　祁建建認為,草案第十六條對胎兒權益予以進一步明確和保護,將胎兒享有利益、接受財產等權益保護納入民法典總則體系,明確以出生為條件對胎兒民事權益予以保護,對胎兒民事法律地位予以附條件的承認,既不打破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原則性規定,又充分回應社會生活和胎兒權益保障的現實需求,同時為法律的發展留有余地,是民法總則草案在加強自然人權益保護方面的重要貢獻。

　　“民法總則草案采用的是概括主義的保護模式,這一規定突破了繼承法中對于胎兒利益保護的狹小領域,將胎兒利益在各個方面受到侵害的情況,都納入到法律保護之中,這種對胎兒利益最大化保護的做法值得肯定。”王雷說。

　　體現民事立法歷史延續性

　　在王利明看來,民法總則草案第十六條的規定,體現了民事立法的歷史延續性。

　　繼承法第二十八條就承認了胎兒的繼承份額保留,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法定繼承辦理”。而草案第十六條的規定,則是體現了特留份制度,使胎兒繼承權利更加明確。

　　“草案第十六條尤為著重提到了‘遺產繼承、接受贈與’,因為胎兒利益多是被動地涉及,往往是其他民事主體單方賦予胎兒利益或者侵害胎兒利益,其中又以遺產繼承和接受贈與這兩種情況最為典型。”王雷說。

　　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胎兒、繼承”為審判理由搜索詞,搜索到涉胎兒民事案件455件；以“胎兒、贈與”為審判理由搜索詞,搜索到涉胎兒民事案件391件。兩者相加后的846件的數量,已經占據了涉胎兒民事案件的四成比例。

　　關于胎兒在贈與方面的利益保護,盡管并未像繼承一樣在法律中作出規定,但在現實中,胎兒成為贈與等行為的對象或保險受益人的情況并不少見。

　　2011年5月,一場突如其來的交通事故奪去了劉響(化名)的生命,此時他的妻子楊嵐(化名)已經有三個月身孕。為商量楊嵐和腹中胎兒的生活問題,劉家于2011年6月專門召開了家庭會議,劉響的父親劉科(化名)當場立下字據,上面載明“孫子(女)出生,飯店船給出生的孫子(女),魚塘也給孫子(女),魚塘、飯店船楊嵐有支配權”。

　　2011年11月,劉強(化名)出生,隨母親楊嵐生活。2014年2月,劉科強行收回了飯店船和魚塘,將飯店船和魚塘出租給他人經營,為此,劉科與楊嵐多次產生沖突。2014年8月,楊嵐以兒子的名義將劉科訴至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請求銅山法院判令劉科將飯店船和魚塘歸還給不滿3歲的劉強。2015年,銅山法院依法作出判決,認為劉強有接受贈與的權利,并據此判決劉科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返還原告劉強涉案飯店船只。

　　該案主審法官王宇紅認為,從法律意義上說,胎兒并非自然人,因此也不具備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就不保護胎兒的合法利益。接受贈與是一種純獲利的民事行為,沒有相對應義務,應當賦予胎兒擬制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這樣有利于對胎兒的保護,亦符合社會公序良俗和一般道德標準。另外,對胎兒的贈與也可以視為一種附成立條件的贈與合同,即胎兒出生成活后贈與成立。在本案中,基于原告劉強出生的事實,不能因簽訂協議時劉強未出生而無效。同時,賦予胎兒的權利也不能無限擴大,諸如生命權、健康權等一般人格權就不能認為胎兒擁有,否則會引發復雜的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