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他腳踏實地，任勞任怨，始終把黨的群眾工作放在第一位，深受人民群眾的尊重和愛戴，被毛澤東贊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始終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習仲勛認為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自然地追隨共產黨鬧革命，就必須深入人民群眾之中，站在群眾的觀點和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處處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過程中，習仲勛經常深入農村，走街串戶，訪貧問苦，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體察人民群眾的疾苦，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1934年6月，習仲勛帶領游擊隊沒收華池紫坊畔塔兒掌土豪胡克申500余石糧食，100多頭牛，2000多只羊，1000多塊銀元，大部分都分給了貧苦農民。秋季，又領導慶陽游擊隊打開了慶陽大地主“恒義和”在華池悅樂上堡子的糧倉，開倉三日，給貧苦農民分配糧食2000余石。他還一村一村地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先后深入到二將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小河溝、平定川、義正川、吳堡川等地的貧苦農民中，扎根串聯，訪貧問苦，熱情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發動群眾，配合游擊隊分糧食、分牛羊、分財產，逐步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并且，紅軍吃群眾的飯后，要折算成錢，作價付給群眾，并給群眾留下紙條子。

　　為了粉碎敵人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發展根據地經濟，他領導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制定了商業、金融、貿易、財政、糧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強調要切實維護群眾的利益。如在土地政策方面，規定給農民分配土地時，不能只分田，不分苗，影響農民的生產，降低農民的情緒，而且還將沒收地主富農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給雇農、貧農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農；邊區政府還在白馬廟、荔園堡等地設立了集貿市場，保護小商人，允許其來蘇區做生意；并發行蘇區貨幣，建立蘇區金融體系，每逢集日，習仲勛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況，聽取老百姓各種意見反映，探討活躍市場的辦法，保證了邊區經濟貿易的正常發展。

　　習仲勛非常尊重和關心知識分子，能夠發揮每個知識分子的作用。張景文是一名從繁華的西安來邊區的女知識青年，性格開朗，毛筆字寫得好，且左右兩手能同時揮毫。習仲勛非常重視發揮她的作用，分配其搞宣傳，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派她到列寧小學當教員，張景文后來擔任了邊區政府婦女委員會委員長，為邊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習仲勛經常組織邊區干部識字、學習文化知識。他親自發動群眾在荔園堡辦起了陜甘邊區第一所學校----列寧小學。同時在一些村莊辦起了成人掃盲識字班，創辦了紅軍干部學校，先后培養部隊和地方干部200余人。習仲勛還指導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創辦了《紅色西北》刊物，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團結、教育人民，使根據地成了人們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區的人口由根據地創建前的600多戶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戶6000余人。

　　始終不脫離人民群眾

　　1943年2月，毛澤東主席為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這是對他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優良作風的褒獎。

　　在照金根據地的建設問題上，習仲勛與脫離群眾的“左”傾錯誤進行堅決斗爭。他對根據地周圍的民團作了認真分析，能團結就團結，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擊頑固的。對一時不明白黨的政策的國民黨內開明人士、老知識分子，習仲勛也首先尊重他們，向他們講道理，當他們知道共產黨人是為國為民有大志的人，都點頭稱贊：“上面把你們說成是反賊，我也以為你們是草莽英雄，胡鬧哩。你們原來都是治世英才。”后來一些群眾中有威信的知識分子參加了革命，群眾說：“共產黨本領真大，人們都愿意跟他們走。”這樣，力量就越來越大，使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1934年，國民黨政府調集西北軍閥對南梁根據地先后進行了3次大規模“圍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萬人以上，人數也是陜甘邊區正規紅軍和游擊隊的數倍，在此期間，習仲勛組織群眾，將根據地的糧食、農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趕進山林隱蔽，實行堅壁清野，襲擾敵人，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的一次又一次的軍事“圍剿”，先后解放了邊區十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了成百個據點，陜甘邊區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到1934年底，根據地已發展到包括淳化、耀縣、宜君、旬邑、正寧、寧縣、合水、慶陽、保安、安塞、靖邊、富縣、甘泉等18個縣的部分地區，面積約達2.3萬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臨時的革命政權。正規紅軍四十二師已由成立時的兩個團的500多人，發展到5個團1000余人，各地的游擊隊亦有1500余人，僅南梁地區赤衛軍發展到18個大隊。

　　一段時期，新正縣龍嘴子回民地區傳染病流行，日漸嚴重和蔓延，時任關中分委書記的習仲勛得知情況后，意識到少數民族親兄弟生命安危是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的貫徹落實、關系到一方穩定團結全局的大事，他即指派專人赴延安光華藥廠買藥，并安排分區有關部門請來醫生進行治療和預防，從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眾。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初期，軍隊和政府機關的經費相當困難，人民群眾負擔很重。為渡過難關，陜甘邊特委、政府和軍委的工作人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干部戰士一律平等。為了減輕群眾負擔，邊區政府在向敵人奪取的同時，號召黨政軍機關經營紅軍公田、興辦小牧場、種糧種菜、養豬養羊，補充紅軍和機關所需。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帶頭執行黨的號召，帶頭認真聽取群眾意見。他有空就幫群眾種地、推碾子，戰時帶頭抬擔架，用給自己配備的馬匹運送傷員、馱行李。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人病倒在路上，就背起送到醫療所。而且他記性很好，和群眾見一面就能記下，過多年再見，他還能叫出其名字。同時，習仲勛等政府領導把懲治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風列為政權建設的頭等大事，帶頭執行南梁政府實施的軍事政策《暫行條令十八條》規定，黨政工作人員中的貪污腐化現象被杜絕。邊區上下，從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到基層各區、鄉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潔奉公，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眾普遍的贊揚和擁護。

　　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

　　作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習仲勛始終以做群眾工作為己任，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始終把群眾冷暖掛在心間，始終從群眾中汲取智慧。1942年10月，西北局高干會議期間黨組織對他做的鑒定中這樣寫到：“習仲勛是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的，而且與群眾保持著經常的密切聯系。”其中提到了他在關中時期“平時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眾”，“和藹的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和需要。他總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的為他們設想，設想怎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怎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因之，群眾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當群眾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 “他們總是把仲勛同志看做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聽從他的意見，聽從他的指揮。”最后寫到：“由于這一切，使得習仲勛同志成為黨的寶貴群眾領袖。”

　　正因為習仲勛堅持為人民群眾著想，群眾總是把他當作自己的親人，甘愿冒著殺頭的危險來掩護他。紅軍和游擊隊主力撤離照金革命根據地后，習仲勛仍留在當地開展革命活動。那段時間，他得到一個王姓農民老大娘的掩護和悉心照料。白天，他藏入密林，半夜里老大娘把他從山林中叫回來，給他做米飯、做豬耳朵肉吃，有時還給他送白糖吃。后來，他突患嚴重的傷寒病，難以繼續行軍，遂轉至宜君縣小石崖村養病一個月，病未痊愈，又隨同南梁保安隊長郭錫山一起到達合水縣太白鎮蓮花寺，住在豹子溝李老五家里，因這一帶也有敵人活動，李老五白天把習仲勛送到山林里，晚上再接回來吃飯。

　　1936年6月，他隨紅軍西征，負責地方建黨建政工作，先后成立并擔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當時, 紅軍一開走，國民黨軍和當地土匪就伺機襲擊和抓捕我工作人員，縣委和蘇維埃政府不得不隨時遷移，因此在環縣曾被用作縣委、縣政府辦公的地方就有洪德街、河連灣杏兒鋪和南街等多處。一次，習仲勛連夜趕往魏前掌，九、十月的天氣己很冷了，加上夜黑路陡，習仲勛在途中跑丟了鞋，到魏前掌時，已是雞叫時分，凍壞了雙腳，房東魏老漢用被子包住習書記的雙腿，經過一個多時辰，才使他的雙腳恢復知覺。據當時在環縣婦女工作部工作的郝明珠回憶，由于環縣縣委被哥老會包圍過好幾次，所以習仲勛和縣委的工作人員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鉆進梢林，縣委領導同志住的窯洞，群眾常常自覺為其站崗放哨。

　　正是由于習仲勛始終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持將群眾的利益看成黨的最高利益，始終與人民群眾心連心，最終贏得了人民的愛戴和擁護。（劉秉政 慶陽市委黨史研究室 ）

　　參考資料:

　　[1]賈巨川執筆:《習仲勛傳》，上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2]習仲勛:《陜甘高原 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3]《陜甘邊革命根據地》,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4]曲濤主編：《習仲勛與陜甘寧邊區》，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