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出的美國律政劇“Better call Saul(最好致電索爾)”中文名被譯作《風騷律師》。在此前風靡一時的《致命毒師》中登場的律師索爾·古德曼，成為本劇的主人公。而中譯名為“風騷”，是在暗指索爾律師不走尋常路，喜歡偷奸耍滑，辦案會使用很多小伎倆。 公設律師的無奈和機會

　　很長一段時間里，索爾律師只能接到公設案件的委托。這大概與他長期與魚龍混雜的下層市民為伍有關。他為形形色色找不到律師的、似乎注定有罪的被告人出庭，每次只能拿到700美元的辛苦費。這讓他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還形成了“只為罪犯辯護”的形象。讓那些希望獲得無罪辯護的體面人士，不愿意請他作為辯護律師。公設律師制度(public defender)是一種國家直接雇傭律師，為那些不愿或不能聘請律師的被告人提供辯護的制度。這一制度由高曼(Mayer C.Goldman)律師于1915年提議創設。其初衷是消除不同階層犯人之間的不公平的歧視待遇，并縮減審前羈押期，在大城市中減少監獄人滿為患的現象。相比而言，私人律師對于代理費不高的刑事辯護不感興趣，也缺乏專門深入的研究；而公設律師由于經常接觸刑辯案件，客觀上經驗豐富，更為精通刑辯業務。用《吉迪恩的號角》一書的作者安東尼·劉易斯(Anthony Lewis)的話說，正是由于指定律師對刑事辯護業務經驗匱乏、能力不足，才促成了公設辯護人的產生。然而另一方面，有人批評說，公設律師領取固定薪水，不受官司勝負影響，可能存在冷淡漠然和例行公事之嫌。不過，近年來公設律師的服務理念也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引入當事人滿意度與同行評估(peer review)機制之后，公設律師的工作態度得到了重大改善。此外，公設律師近年來逐漸在早期代理方面加強介入，在被告被逮捕24小時之內立即干預刑事案件，為被告人爭取審前釋放，并且盡早接觸案件，獲得辯護先機。這與過去公設律師只在上庭前拿到材料，出庭走個過場的情況大不相同。在《風騷律師》中，索爾正是在各種各樣的公設案件中，逐步培養起了刑事辯護技巧。而他的兄長、老律師查克也建議他通過公設案件，建立自己的口碑和專業聲望。查克自己在出道時，就曾長期面對那些在法庭上面目可憎的檢察官，并在唇槍舌劍中建立了專業形象，甚至從檢察官那里獲得了一些客戶推薦，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客戶關系網絡。 和“航母”律師事務所競爭

　　“和許多美國人一樣，我自力更生，通過自己努力從法律學校畢業，在法庭當公設辯護律師。我代理過很多無路可走的人，我相信司法體系，這是我事業的基礎。我也有夢想，很多人共有的夢想，自己創業的夢想。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我買得起那個廣告位了，能給我剛開的律所來個小廣告。大家總說，美國遍地是機會。直到今天我還深信不疑，但廣告牌豎起來還不到24小時，一家大公司就對我窮追不舍，他們說我損害了他們的生意，他們有錢有權，但我只是一個普通人，你覺得法庭會站在誰那邊？” 這是索爾律師在鏡頭前的一番申訴。在此之前，他剛剛豎立起的一面巨大廣告牌，采用了和當地最為強勢的HHM律師事務所幾乎一模一樣的設計。HHM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是哈姆林·H·麥基爾和索爾的兄長查克·麥基爾。查克幾乎一手創建了這家律師事務所，而哈姆林利用查克患病隱居的機會，巧取豪奪了整個律師事務所的控制權。索爾——他當時的名字還叫吉米·麥克吉爾（Jimmy Mcgill），則始終抱著復仇的念頭，打算幫助兄長奪回失地，并與哈姆林的“航空母艦”一決高下。于是，他在廣告牌中穿上幾乎和哈姆林完全一樣的高級西服，做了相似的發型，還采取了“像素級抄襲”的顏色和圖案，“山寨”出了一家JHM律師事務所。自然，這引發了哈姆林的憤怒，并且向法院申訴，聲稱其構成了商標侵犯和客戶誤導，要求他在48小時內進行拆除。擅長“江湖”手段的風騷吉米自然不會認輸。他立即向各家媒體爆料：“這就是經典的弱者對巨人的故事，他靠著自己龐大的律所，踐踏小公司……律師自己白手起家，結果被家族大律所踩在腳下。”他的境遇一定程度說明了美國律師行業兩極分化和強者通吃的現狀。傳統的美國法律服務市場，并不是完全由大所一統天下。但是近年來，大所擴張和吞噬小所的趨勢越發明顯。他們用高薪吸引優秀法學院畢業生，從小所挖來骨干合伙人。另一方面，大律所又在行業內“迫不及待地達成共謀”，向《美國律師》等法律刊物提供薪酬數據。“宣揚赤裸裸的商業成功標準”。這些數字成為計算每位合伙人年均收入的基礎，之后又產生了律所排名，使得律所進一步商業化，并使法律行業也淪落到和其他行業一樣的“生意至上”。然而事實上，美國和其他地方一樣，仍然有大量的中下層民眾需要法律服務。更為熟悉民間疾苦與人們需求的“草根”律師，為那些在各方面都處于弱勢的普通人爭辯申冤，才是美國傳統法律服務的魅力所在。然而，中小型律所越來越面臨著窘境——大律所控制著商業資源和話語霸權，在爭奪客戶和吸引人才方面顯得財大氣粗。他們還把持著行業的收費標準，草根律師的低收費標準將隨時被視為不正當競爭。這樣的兩極分化使得普通百姓在面對律師費用時往往瞠目結舌。法律服務和其他社會資源一樣，更多地向富人們集中，用美國前總統卡特的話說：“我們律師中的百分之九十在為我們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服務。”而普通民眾能得到的法律服務，恐怕只能是形式上的。這是美國律師行業的頑疾，也是商業規律演進的最終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