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對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

　　15個字,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并不算多。不過,在業內專家看來,這15個字鏗鏘有力,不帶一絲含糊。甚至有業內權威專家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15個字是“意見”全文的關鍵之一。

　　對于以上評價,業內權威人士作了進一步解讀。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必須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而刑法在新時期的任務之一就是為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在此背景下,‘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大對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順理成章。”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說。

　　“只能通過有利于發展社會的方式來發展個人的企業,這在道德、政策以及法律上,都是一個最基本的底線與原則。”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忠林在解讀“加大”二字時如此表述。

　　“刑法對非公有財產的相關犯罪都有規定,目前主要問題是處理犯罪時要注意把握界限,不能將法律上爭議很大的問題進行犯罪處理。”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曲新久如是解讀。

　　“目前需要將政策轉化為法律,立法和司法處在不同層面,司法得有自己的能動性。”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黃京平同樣提到了“司法”。

　　刑法保護不斷加強

　　從今年8月“意見”經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到如今印發實施,“意見”始終備受社會尤其是民營經濟主體關注。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1月至10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9772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9%；前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3%。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10月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累計1459.6億美元,同比增長53.3%。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對于矯正并穩定社會預期,給社會提供‘定心丸’和‘定盤星’具有重要作用。”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產權保護提出新要求。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權益。

　　中央連續就產權保護提出新要求,在此背景下,2015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主持召開國家發改委內改革專題會議,對開展產權保護制度研究作出安排部署。

　　今年5月31日,劉鶴再次主持召開改革專題會議,他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對于提振市場信心特別是企業家信心,進一步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投資興業的主動性、積極性,保持經濟發展持久動力等,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趙秉志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國憲法以及世貿組織規則都要求,對不同經濟主體的合法權益應當予以平等保護。國務院2005年就發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表明了對非公有制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實行同等待遇的態度。

　　國家法律和政策一以貫之,此次“意見”為何著重提出“刑法保護”?

　　“在改革開放以后,非公有制經濟在某些領域已經和公有制經濟比肩而行,或者說超過后者。我們不可以用舊有的觀念、政策和法律制度去調整。而刑法是法律調整的最后一個部門、最后一種手段,如果其他的制度,比如說行政法制度都給予了相應保護,但刑法沒有及時跟進的話,恐怕是不行的。”黃京平對《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

　　“基于上述要求,刑法應當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給予平等保護。”趙秉志向記者介紹說,近年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不斷加強對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在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了保護非公有財產的內容。例如,刑法第二條規定了刑法的任務之一是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第九十二條對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進行了詳細規定。

　　在刑法分則侵犯財產罪一章中設置了許多對公私財產予以同等保護的罪名。如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

　　在刑法分則中規定增設了不少旨在保護非公有財產的罪名。例如,增設了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這些罪名都是79年刑法沒有的,主要保護對象都是非公有財產。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還增設專節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重點也在于保護非公有財產。

　　在刑法分則中修改了某些罪名,對非公有財產與公有財產進行同等保護。例如,將原來的破壞集體生產罪修改為破壞生產經營罪,對破壞不同所有制企業或者個人的生產經營行為均納入懲治范圍。

　　通過發布刑法立法及司法解釋,加強對非公有財產的保護。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大量懲治經濟犯罪方面的司法解釋,切實加強對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

立法司法雙管齊下

　　“平等保護的反面是什么?是特權和歧視,這兩個問題在我們的法律里仍然存在,特權是國有企業的特權,歧視是對民營企業的歧視。”11月6日,在京都律師事務所主辦的中國民營企業平等保護論壇上,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說。

　　對此,趙秉志也向記者坦言,刑法對非公有經濟平等保護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侵犯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知識產權等違法犯罪現象時有發生。這些違法犯罪現象挫傷了非公有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阻礙了我國經濟的正常發展,破壞了國家鼓勵、支持及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

　　而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趙秉志則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進行反思。

　　“立法上存在缺失與不明,以及對公有財產和非公有財產的保護不平等問題。例如,集體私分國有資產的行為會被定罪處罰,集體私分非國有資產的行為卻得不到刑法的制裁。在對非公有債權保護方面,刑法僅有一個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對惡意逃債行為缺乏刑法規制。這都屬于立法缺失。”趙秉志向記者介紹說,在區別對待方面,對于性質相同的危害行為,刑法有時僅僅因為侵害的對象存在公有和非公有之分,就規定為不同的罪名,在刑罰的配置上也給予區別對待,體現出對公有財產和非公有財產的不平等保護,存在明顯的對非公有財產的歧視。例如,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立法,都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對于立法上存在的問題,趙秉志認為應當通過完善立法加以解決,將缺失的部分通過增設立法加以彌補,將不明確的部分通過補充立法加以明確,將存在歧視性規定的內容通過修改立法加以糾正。“堅持對不同所有制財產予以平等保護的原則,修改或者廢除刑法中對非公有財產不平等保護的規定,補充完善保護非公有財產的規定”。

　　從刑法的角度上來講落實,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劉憲權則建議將有些罪名合并,“比如貪污罪和職務侵占罪要進行合并,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資金罪合并,合并之后采用同一個量刑標準。這樣的話,從觀念上可以逐步得到改善,把某些國有和非國有放在同一個保護層面上。當然,扭轉過來是有一個過程的,所以刑法應該首先對相關的犯罪進行修正和改造,對構成要件上各方面進行改造,取消那些具有重視國有、輕視非國有的產權、財產保護傾向,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對于司法中存在的問題,趙秉志認為應當通過改變司法觀念,樹立對非公有財產平等保護意識,從根本上改變對非公有財產的歧視心態,并建立和落實相應的制度,嚴厲懲治利用公權力侵犯非公有財產的違法犯罪行為才能有效解決。

　　“比如,要嚴格規范涉罪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應當進一步細化涉嫌犯罪的非公有制企業和人員財產處置規則,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采取相關強制措施。對涉案非公有企業和人員,應當綜合考慮行為性質、危害程度以及配合訴訟的態度等情況,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適用強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凍結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趙秉志進一步向記者分析說,確需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的,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除依法需責令關閉企業的情形外,在條件允許情況下可以為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和處置涉案財物時,要依法嚴格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對股東、企業經營管理者等自然人犯罪,在處置其個人財產時不能任意牽連企業法人財產；對非公有制企業涉嫌犯罪,在處置企業法人財產時,不能任意牽連股東、企業經營管理者個人合法財產。嚴格區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區分涉案人員個人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在處置違法所得時不牽連合法財產。完善涉案財物保管、鑒定、估價、拍賣、變賣制度,做到公開公正和規范高效,充分尊重和依法保護當事人及其近親屬、股東、債權人等相關方的合法權益。在刑事審判中,對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應當變更強制措施。

　　此外,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莫洪憲向記者分析說,要從預防的角度落實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刑法保護,落實服務非公有制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