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驍將”郭寶珊。袁鵬飛 繪。

1934年10月，在陜甘邊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時刻，黃龍山“山大王”郭寶珊毅然率部投奔南梁，參加了紅軍。在當時，這是一件震動很大的事情。

郭寶珊原籍河北省南樂縣（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劃歸平原省、河南?。?，1904年12月出生，幼年跟隨家人逃難來到陜西洛川縣謝家峁村，從小就吃盡了苦頭。在軍閥橫行、豺狼當道的黑暗舊中國，苛捐雜稅、地主盤剝、土匪綁票等橫禍，接連落在了郭家老小的頭上。幾經磨難，郭家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一家人淪為乞丐。不久，爺爺、奶奶和父母親相繼因貧病交加而死去，郭寶珊孤身一人闖蕩江湖，并尋機報仇雪恨。在外謀生中，他受盡欺凌，先是到國民黨軍隊中當兵，受到官長們的欺負和壓迫，迫于無奈，郭寶珊拉起一隊人馬，上了黃龍山做了“山大王”，并自稱“義勇軍”。

郭寶珊自幼痛恨土匪禍害人民，臨了自己被迫也做了土匪，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他學古代的綠林好漢，約束部下，殺富濟貧。當時，黃龍山勢力最大的土匪武裝是賈德功、梁占奎，自稱“師長”和“團長”，郭寶珊是營長。因他重義氣，好結交，同情窮苦百姓，一些生活無著的貧苦農民也加入到他的隊伍。當時，郭寶珊的隊伍有7個連，計1000余人。賈德功、梁占魁預感到郭寶珊的“山頭”發展太快，必將損害他們的利益，便欲誘騙收編之。郭寶珊深知賈德功、梁占魁心毒手辣，不入伙就會被吃掉，便加入梁部。

郭寶珊為人正派俠義，對劉志丹領導的陜甘紅軍劫富濟貧等革命活動非常敬佩，開始向往紅軍，并讓部下也效仿紅軍，只打“大戶”“財東”，不準禍害百姓。

1932年6月，劉志丹率領陜甘游擊隊1500余人東進韓城，路過黃龍山郭寶珊的地盤，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給郭寶珊留下深刻印象。劉志丹了解到郭寶珊的貧苦出身和被迫落草為寇的經歷之后，曾寫信致意，郭寶珊深受感動。陜甘游擊隊東進韓城失利，一些失散和負傷的戰士返回隴東路過黃龍山區時，郭寶珊非但沒有為難，還提供了不少方便。

1934年5月，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聲威大震。劉志丹認真分析了郭寶珊的出身、經歷和所作所為，認為郭寶珊本質上不壞，決定爭取其加入革命陣營，遂派紅軍干部黃羅武去黃龍山做郭寶珊的工作。黃羅武到達郭部后，郭寶珊對黃羅武非常熱情，讓黃羅武與自己住一個窯洞，睡在一個炕上，一起吃飯、散步、聊天。黃羅武向郭寶珊講了許多革命道理，如紅軍的性質、革命的目的，啟發他的革命覺悟。黃羅武離開黃龍山時，郭寶珊給了他40塊大洋，含淚送了幾里路，再三囑咐代問劉志丹好，感謝他的信任。

9月，楊虎城派去收編黃龍山“山大王”的副官與賈德功談判破裂，國民黨四十二師馮欽哉部“進剿”黃龍山區。此時，郭寶珊毅然去南梁投奔劉志丹。賈德功害怕失去郭寶珊這支英勇善戰的隊伍，無奈之際，同意將隊伍先撤出黃龍山區西進。10月上旬，郭寶珊隨同賈德功、梁占奎領兵西進至合水太白鎮。賈德功、梁占奎決定去慶陽接受國民黨軍鄧寶珊部的收編，郭寶珊本想立即投奔南梁，但受到賈德功、梁占奎阻撓。郭寶珊部在太白鎮住了二三十天，都沒機會擺脫賈、梁的裹脅。郭部軍餉困難，部隊情緒不穩。正在郭寶珊部進退兩難時，劉志丹、習仲勛再派黃羅武給郭部送去了幾十只羊、二三匹馬及其他物資。當時。郭寶珊正在戒煙，臥床不起，見到黃羅武后，感到了巨大的溫暖和依靠，淚水縱橫。黃羅武給郭寶珊分析了形勢，建議可以先到慶陽，那里離南梁不太遠，不要在此久留，以免生出禍端。分別時，郭寶珊讓黃羅武給習仲勛帶去10支短槍和一些子彈。

黃羅武離開后，郭寶珊帶部隊前往慶陽，先后在華池、慶陽、寧縣盤克原、合水固城等地駐了多天。在固城時，陜甘紅軍又派馬錫五對郭部進行了慰問。這時，賈德功宣布接受國民黨軍收編，自己當了團長，梁占奎任副團長，郭寶珊仍為營長。郭寶珊帶領第三連遠離慶陽，進駐曲子一帶。賈德功投靠國民黨后，即被國民黨鄧寶珊部包圍，賈德功被擊斃，該團大部被殲滅。

10月20日夜間，郭寶珊倉促帶領兩個連共計120余人，從曲子直奔環縣的東老爺山，然后又折轉繞到慶北蘇區的柔遠城，投奔紅軍。

慶北蘇區黨組織負責人馬仰西得到消息后，立即帶人趕往柔遠的張灣村見到了郭寶珊。初次見面，馬仰西看到，郭寶珊身材高大，身體略瘦，神態沉著穩健，一看即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隨即派人把郭寶珊率部起義的消息報告給陜甘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不幾日，劉志丹命令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親率紅三團、騎兵團到慶北柔遠一帶接應郭部。郭寶珊的起義部隊在華池悅樂與紅三團會合后，當地政府和群眾送吃送穿，熱烈歡迎起義部隊。11月10日，中共陜甘邊區特委、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軍委在南梁荔園堡隆重召開歡迎大會，宣布將這支100多人的起義部隊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郭寶珊任司令，紅軍干部任浪花任政委，于振學任參謀長。義勇軍下轄三個大隊。軍委主席劉志丹代表特委、政府、軍委授予起義部隊“西北抗日義勇軍”大旗。習仲勛、惠子俊等參加授旗儀式。

西北抗日義勇軍成分復雜，幾乎都抽大煙，當兵的都有“兩支槍”，一支鋼槍，一支煙槍。為了改造這支部隊，陜甘邊區特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以極大的真誠、友情幫助整頓和改造這支隊伍。為了提高西北抗日義勇軍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先后派出任浪花、黃羅斌、馬佩勛等干部到該部任政委，還派去了一批政工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廣泛開展階級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紅軍紀律教育，幫助他們樹立為了人民而打仗的革命理想，使部隊的成分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數也發展到300多人。

為了進一步堅定郭寶珊對紅軍的信任，在行軍打仗時，紅四十二師指揮部讓義勇軍作后衛部隊，把危險的任務交給紅軍部隊；部隊宿營，讓抗日義勇軍單獨駐扎在一個村子里，消除對紅軍部隊的戒心。郭寶珊部打土豪沒收地主的財物，也歸義勇軍自己保管，自己開支，不上交南梁政府。并采取一切辦法幫助義勇軍戰士戒煙。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政委張秀山還經常和郭寶珊同睡一個土炕，徹夜談心，幫助郭寶珊加深對黨的政策和紅軍的認識。部隊所到之處，習仲勛發動群眾給義勇軍送去豬羊、瓜菜，好吃好喝招待。義勇軍看到蘇區人民分得了土地，群眾都組織起來了，有赤衛隊、少先隊、兒童團、婦女會，百姓和軍隊親如家人，進一步體會到了當紅軍的光榮。

1935年10月，在前線戰火中，郭寶珊由團政委馬佩勛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郭寶珊參加革命的愿望是真誠和堅定的，一心想把這支部隊帶好。由于所部受舊習慣影響很深，部隊紀律不好，群眾意見很大。郭寶珊準備抓幾個典型槍斃，以儆效尤。劉志丹聽到后，及時對郭寶珊耐心地勸說：“干部、戰士都是貧苦人出身，是咱們的階級兄弟。他們違犯紀律，與我們領導平時教育不夠也有關系，整頓紀律要從說服教育入手。槍斃幾個人解決不了問題。”在劉志丹的教育下，郭寶珊對部隊加強了思想政治工作，紀律大有好轉，軍民關系、官兵關系也密切了，義勇軍也成為了陜甘紅軍主力部隊中一支能征善戰的英雄部隊，與紅軍主力紅三團號稱“兩兄弟”。郭寶珊在戰斗中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在創建陜甘蘇區和反“圍剿”斗爭中，屢建戰功，毛澤東給郭寶珊題詞“紅軍驍將”，周恩來譽其為 “中國的夏伯陽”。在郭寶珊的率領下，西北抗日義勇軍作戰勇敢，能打硬仗，大多數將士犧牲了，只留下郭寶珊和一個被打殘的戰士。

郭寶珊作戰勇敢，對人忠厚，思想純真，剛正不阿，對劉志丹非常信任。在錯誤肅反中，肅反分子說劉志丹是右派，他說我不知道什么是右派。肅反分子又說劉志丹是反革命，他說劉志丹是啥我就是啥。中央到達陜北后，果斷糾正了錯誤肅反。出獄后，郭寶珊被任命為紅二十八軍第一團團長，跟隨劉志丹出師東征前線。之后，在西北和全國解放戰爭中立下卓著功勛。新中國成立后，郭寶珊出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