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等創辦的南梁紅軍干部學校，是陜甘革命歷史上的第一所黨校。在這個胸懷遠大革命理想、向往光明美好前景的英雄群體中，總是充滿了快樂向上、朝氣蓬勃的勁頭和活力。

他們經常歡唱著一首名為《五孔窯》的“校歌”，歌唱快樂的學習生活，抒發革命的豪情壯志：

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飯，

睡的五孔窯，穿的羊毛氈。

上山去種地，下山把書念。

敵人來“圍剿”，立馬和他干。

所謂的軍政干部學校，就是這樣傳播著革命的真理和改天換地的本領，造就著革命的骨干分子。

南梁革命根據地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伴隨著根據地創建的全過程。早在1931年冬天，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后，中共隊委會就辦了一個訓練隊，負責突擊培訓部隊基層干部和入黨積極分子。當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訓練隊隨之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軍政訓練隊，隊長是一名留蘇學生。軍政訓練隊設在正寧三嘉塬，但只辦了一期，于1932年春季結束。

這個軍政訓練隊，分兩個班次，高級班訓練連長以上干部，普通班訓練班長和優秀戰士。課程有政治教育、游擊戰術等，也開展了部隊改編思想動員教育。

1932年12月，陜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為了使部隊盡快承擔起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重要任務，1933年春，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黨委又在照金創辦了團隨營學校，由吳岱峰任校長，隨營學校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培養各種急需軍事干部，另一部分是負責培養槍炮修械所工人，有學員200多人，主要是學習《古田會議決議》和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以及劉志丹為紅軍制定的《政治工作條例》《軍事訓練方案》和《紅軍紀律》等。隨營學校還建立了前線修械隊，跟著部隊一邊打仗，一邊搶修武器。隨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陜北、隴東等地的游擊隊常常來到照金，既申請部隊番號，也領取所需的武器彈藥。隨營學校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年秋天，紅二團南下渭華失敗后，隨營學校也隨之停辦。

從開始創建陜甘紅軍以來，劉志丹、謝子長等對培養革命的骨干力量一直是十分重視。但是，由于錯誤路線的干擾和破壞，紅軍長期艱苦轉戰，尤其是沒有鞏固的根據地作為依托，當時的軍政干部訓練只是處于“隨營”的初創階段。

1934年春，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在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過程中，伴隨著陜甘紅軍迅速擴大和蘇維埃政權陸續建立的新形勢新任務，特別是新吸收了許多農民參加紅軍隊伍，他們的軍事知識十分缺乏，亟待訓練。根據劉志丹的建議，紅四十二師黨委又在南梁荔園堡創辦了陜甘邊區紅軍干部學校，抓緊培訓干部，以提高整個紅軍隊伍的質量。這個被當地群眾親切地稱為“紅校”的干部學校，教室設在一個破廟里，教員和學員都住在荔園堡國民黨軍梁邦棟部曾經住過的營房里。劉志丹兼任校長，習仲勛兼任政委，吳岱峰任副校長并主持學校日常工作，蔡子偉、龔逢春等則兼任教員。閻洼子會議期間，陜北游擊隊還受邀參觀了荔園堡的紅軍干部學校。

10月間，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革命委員會在南梁豹子川的張家岔再次開辦紅軍干部學校。正式開學時，舉行了簡單的儀式。這一年，馬文瑞回陜北路過南梁，因軍政干部學校缺乏負責軍政教育的干部，劉志丹邀請馬文瑞留了下來，在該校搞政治工作，負責講授政治課。

1934年11月，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紅軍干部學校改名為“軍政干部學校”，培訓對象除了來自紅軍部隊的中、下級干部外，還有各級蘇維埃政府選派來的地方干部。這時，校址已遷到了豹子川的張家岔。張家岔位于豹子川河源頭的兩條小溪交匯處，這里山高溝深，荊棘叢生，古木參天，荒無人煙。山根下有五孔破窯洞，相傳是同治戰亂之前留下的。陜甘邊區軍政干部學校遷到這里后，就將這五孔破窯洞作為校址和棲身之所，大家親切地稱為“五孔窯”。為了適應學員不斷增多的情況，校部又組織學員新挖了一些窯洞，因陋就簡，學員用木柴和木棍制成門窗，窯內盤上了土炕，作為宿舍兼學習的場所，開始了艱苦緊張的學習培訓生活。

這所新型的學校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神圣殿堂。開設的政治課有：工農紅軍、共產黨、六大決議（十大綱領、革命性質等）；軍事課有：制式訓練（基本動作）、尖兵運動、班排連進攻、游擊戰術等。此外，還開設了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怎樣分配土地）、群眾工作和文化課程。同時，學員還要參加勞動生產。通過綜合訓練，提高學員的軍事素養和游擊戰爭常識。劉志丹親自擔任軍事課教員，他還向學員們講授社會發展史方面的知識，并親自編寫了社會發展史和中國歷史授課提綱，包括“原始共產社會、奴隸占有制、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共和”等內容。吳岱峰、馬文瑞、蔡子偉、黃子文等分別擔任政治、文化、政權建設和群眾工作等其他課程的教學。因為學員的文化水平都比較低，文化課以掃盲為主。學員除來自部隊外，還培訓了十多名蘇維埃政府的縣長，為紅軍主力訓練了十多個司號員。

為了造就一批新型的革命棟梁之才，劉志丹等在教學中處處以身作則，時時循循善誘，引導學員們樹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增強黨的觀念和正確處理軍政軍民關系。他還向路過學員訓練操場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兼軍政干部學校政委習仲勛報告，請其給學員講話。這種帶頭尊重政委和政府領導的模范行為影響著大家，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軍政干部學校名為“學校”，卻沒有正規的教室，也沒有任何像樣的教學設備。“五孔窯”就是學員們的教室，窯洞前寬大的院落，就是學員們的操場；大家面前架一塊黑板，教員邊講邊寫，學員邊聽邊記。至于學員的學習用品，每人則只發給一根鉛筆和幾張粗糙的麻紙。學員們生活非常艱苦，一日三餐都是糜子米飯，大家稱之為“黃米杠子”；蔬菜很少能吃到，偶爾能吃到一頓羊肉。雖然生活清貧到了極點，大家還都樂觀地稱為“黃米杠子爛羊肉”，生活得愉快歡樂。無論是教員還是學員，沒有人感覺到艱苦，也沒有人感覺到悲觀，人人積極努力，個個好學上進。每日清晨，起床的軍號聲喚醒寂靜的山谷，學員們開始了一天緊張的學習、訓練、勞動；而在夜晚，一排排窯洞里燈火閃亮，學員們有的看書寫字，有的討論交流學習心得，有的放聲歌唱……

從1934年春到1935年春的一年時間里，陜甘邊區軍政干部學校共培訓學員200多人。這些學員畢業后，很快成為陜甘紅軍和根據地建設中的骨干力量，肩負起了開創鞏固根據地和紅軍的光榮使命，為陜甘邊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做出了犧牲和貢獻。

1935年4月，陜甘邊區軍委又在下寺灣的王家坪建立了軍政干部學校，劉景范兼任校長，為紅軍培訓軍事干部60多人。7月，軍政干部學校遷至陜北延川縣永坪鎮，發展成為西北紅軍干部學校，校長吳岱峰，政委張秀山。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西北紅軍干部學校與中央紅軍干部營（原中央紅軍干部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易名為西北紅軍大學。6月，中共中央決定西北紅軍大學定名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兼任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后來，抗大幾經變遷發展成為今天的國防大學。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創建的陜甘邊區紅軍干部學校，在黨和陜甘紅軍歷史上是一項偉大的創造性工作。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紅軍干部學校不僅為黨、政府和紅軍培養了急需的領導骨干和各類人才，為陜甘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培訓歷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