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偶遇久未謀面的熟人，依舊會有人笑著問起：“你當年那記者證，到底拿到手沒？”每次聽到這話，我都只能搖頭苦笑。曾幾何時，一本記者證是我心頭最熱切的執念，可兜兜轉轉許多年，這執念終究沒能成真。若要細說其中緣由，倒也算一段藏著歡喜與遺憾的人生小故事。

大學畢業那年，我滿心滿眼都揣著“當記者”的念頭。闖過兩輪筆試、一輪面試，終于坐在屬于自己的工位上，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場時，隔壁工位的老師卻抱著鍵盤轉去了別的部門，我猝不及防成了副刊編輯。往后的日子，我每天從各個渠道收來詩歌、散文和小說，一字一句修改，一頁一頁排版，在那份四開的企業報上，兢兢業業耕耘著屬于我的第四版。可稿件來源太窄，質量大多差強人意，常常改到手指發酸、腦袋發懵。直到某一天靈光一閃：與其對著別人的稿子較勁，不如自己動筆寫？事實證明，寫稿確實比改稿痛快得多。于是，每天下班后我都多留一小時，寫一篇小文存著，以備第二天填充版面。怕主編察覺，還特意起了一堆筆名，張王李趙輪著用，倒也藏得嚴實。月底算稿費的時候，主編拿著報表犯了嘀咕：扣完我遲到的罰款，再減去版面別字標點的失誤扣款，我手里的稿費竟還比別人多不少！一番核查下來，我的“小秘密”終究露了餡。主編哭笑不得，特意跟我約法三章：“以后一周發稿不能超過兩篇。”

不用自己寫稿，改稿的煩惱卻沒減少半分。無奈之下，我索性開始培養“專屬寫手”。從投稿作者里挑出幾位文筆底子好的，一對一地指導修改。慢慢地，這些作者的稿件越來越成熟，用起來省時又省心。可沒想到，某一天一位作者特意來編輯部拜訪，見到我時當場愣住，半天沒回過神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那個每天在稿件里“挑刺”、對文字要求嚴苛的“老師”，竟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大概是覺得面子上掛不住，這位作者后來竟賭氣不再投稿了，現在想起這事，我還忍不住覺得好笑。

都說大學畢業的第一份工作難長久，我也沒逃過這個“定律”。干了兩年副刊編輯，口袋里依舊空空如也，我咬咬牙背著鋪蓋卷回了老家，一頭扎進了“考公”大軍。第一次考試以失敗告終，第二次總算如愿“上岸”，進了當地一家單位的辦公室。辦公室的日常，就是圍著“材料”轉。胖胖的主任總愛夾著煙卷，手指在我寫的簡報上點點劃劃，時不時還會停下來咳嗽兩聲。他的煙灰缸里總盛著半缸水，漂浮的煙灰下，橫七豎八插著一堆煙蒂。三個月后，我總算從“寫簡報”的日子里逃了出來。仗著之前做過副刊編輯的底子，我抱著厚厚一本貼滿“張王李趙” 署名稿件的剪貼本，成了當地媒體的編外記者，總算摸到了“記者生涯”的門檻，那段日子，連走路都覺得輕快。

那時候的我，活像只采蜜的小蜜蜂，哪里有新聞，我和同事們就扛著相機往哪里跑。我們曾坐在深山的窯洞里，聽一位百歲老人講他年輕時趕騾子馱鹽的往事。老人眼窩深陷，穿著件暗紅色壽字紋上衣，手里的煙鍋子一口接一口地抽，話從嘴里慢慢飄出來，帶著歲月的褶皺。窯洞里光線昏暗，煙鍋上的火光忽明忽滅，把老人的影子映在土墻上，搖搖晃晃，像一幀老電影。我們也曾在農家小院里，聽革命烈士的小女兒回憶童年。她說父親總愛把她抱在懷里吃飯，講到這兒時，老人滿臉的褶皺里都透著嬌羞，仿佛又變回了那個被父親疼愛的小姑娘。去采訪一位默默種樹的老人時，他指著身后的山笑，我們才驚覺，那片郁郁蔥蔥、能擋住風沙的林子，竟全是他一鋤頭一鋤頭種出來的。

最難忘的是在大山深處的那次采訪。一條蜿蜒的小路繞著山轉，盡頭是個被樹木掩映著的農家院。正午的太陽毒得很，17歲的女孩赤著腳在場院里曬麥子，金黃的麥粒映著陽光，她臉頰上的汗珠滾下來，落在麥子里，瞬間就沒了蹤影。她身后的窯洞塌了半邊，那是她的家，家里還有三位殘疾的長輩等著她照顧。采訪完離開時，女孩背著患侏儒癥的母親站在院畔送我們，夕陽把她們的影子拉得很長，那剪影里裹著的苦難，沉甸甸地壓在我心上。那晚，我坐在書桌前寫稿，一氣呵成寫到凌晨兩點。筆桿停不下來，眼淚也止不住地掉，紙上的字暈開了又重新寫。稿子見報后，女孩的故事被很多人看到，愛心捐助從四面八方涌來。那一刻，我握著報紙，第一次真切地覺得：就算沒有記者證，我也像個真正的記者。這份職業帶來的驕傲，比任何證書都更讓我踏實。

后來的日子里，我們追著四季跑：春天去拍春種，跟在旋耕機后面，看翻涌的土壤像浪花一樣卷起來；夏天去拍夏長，二將川的玉米長得齊腰高，密密麻麻站在田里，像千年前駐守邊疆的士兵，透著股不服輸的勁兒；秋天去拍秋收，湛藍的天空下，滿地的金黃晃得人睜不開眼，農人們穿的五顏六色的衣裳，散在田埂上，像瑪尼堆上的經幡，熱鬧又鮮活；冬天去拍冬藏，農家小院外的玉米堆得比人還高，一層一層的玉米棒子擠得緊緊實實，滿是豐收的底氣。我們走街串巷，也進村入戶，腳踩在3791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從春走到冬，從晨走到昏。作為一名編外記者，我深愛著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我歡喜地用文字記錄田間的晨霧，用鏡頭定格農人的笑臉，再把這些美好講給更多人聽。我想讓大家知道，我的家鄉藏著多少溫暖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里，又藏著多少向上的力量。

遺憾的是，就算我把“記者”的活兒干得滿心歡喜，也始終沒能成為“真正的記者”。作為基層通訊員，我從未有機會拿到一本屬于自己的記者證。直到2019年機構改革，連“通訊員”身份也離我而去。可我依舊能堂而皇之地跟人說：“我有七年記者生涯。”每年11月8日記者節，家人還會特意給我訂個小蛋糕，點上蠟燭，笑著說：“這是給我們家‘無證記者’的節日祝福。”

如今再想起“記者證”的執念，早已沒了當年的遺憾。畢竟，真正的記者情，從來不是一本證書能定義的。那些踩過的土地、聽過的故事、寫過的文字，早已成了我心里最珍貴的“證書”，一輩子都忘不掉。